第五章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样子枯瘦，双手和脸黑的就像刚刚被烟熏过一样，头发胡子一把长，衣衫褴褛，有几处都被火烤糊了，他的外衣、衬衫和皮肤全是一种颜色。八年来他一直在从事一项设计，想从黄瓜里提取阳光，装到密封的小玻璃瓶里，遇到阴雨湿冷的夏天，就可以放出来让空气温暖。他告诉我，他相信再有八年，他就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向总督的花园提供阳光了；不过他又抱怨说原料不足，请求我能否给他点什么，也算是对他尖端设计的鼓励吧，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黄瓜价格那么贵。我就送了他一份小小的礼物，因为我那位老爷特意给我准备了钱；他知道，无论谁去参观，他们素来都是要钱的。
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却差点儿被一种臭气熏倒，急着就要退出来。我的向导却硬要我往前走，悄悄地求我不要得罪他们，要不他们会恨我入骨的。我因此吓得连鼻子都不敢堵。这间屋里的设计家是科学院里年资最高的学者，他的脸和胡子呈淡黄色；手上、衣服上布满了污秽。我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紧紧拥抱了我（我当时实在可以找个借口不受他这种礼遇的）。自从他到科学院工作以来，就是研究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他的方法是把粪便分成几个部分，去除从胆汁里来的颜色，让臭气蒸发，再把浮着的像唾液一样的东西除去。每星期人们供应他一桶粪便，那桶大约有布里斯托尔酒桶那么大。
我看到有一位在做将冰煅烧成火药的工作。他还给我看了他撰写的一篇关于火的可锻性的论文，他打算发表这篇论文。
还有一位最巧妙的建筑师，他发明了一种建造房屋的新方法，即先从屋顶造起，自上而下一路盖到地基。他还为自己的这种方法辩护，对我说，蜜蜂和蜘蛛这两种最精明的昆虫就是这么做的。
有一个人，从出生开始眼睛就是瞎的，他有几名徒弟也都如此；他们的工作是为画家调颜色，先生教他们靠触觉和嗅觉来区分不同的颜色。真是不幸，那一阵子我见他们的功课学得很不到家，就是教授自己也往往弄错。不过这位艺术家在全体研究人员中极受鼓励和推崇。
在另一个房间里，我饶有兴致地看到有位设计家发明了一种用猪来耕地的方法。那方法不用犁和牲口，也省劳力，是这样的：在一亩地里，每隔六英寸，在八英寸深的地方埋上一些橡子、枣子、栗子和这种动物最爱吃的其他山毛榉果及蔬菜；然后把六百头以上的猪赶到地里去；猪为了觅食，几天功夫就可以把所有的土翻遍，这样不仅适于下种，猪拉下的屎也正好给土上了肥。当然，尽管通过实验他们发现费用太大，也很麻烦，而且也几乎没有获得什么成就，可大家都相信这一发明大有改进的可能。
我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里边除了有一条狭小的通道供学者进出，其他的地方，像墙上天花板上全都挂满了蜘蛛网。我刚一进门，他就大声叫喊让我不要碰坏他的蜘蛛网。他悲叹世人犯了个极大的错误，长久时间以来竟一直在用蚕茧的丝，而他这里有的是家养昆虫，比蚕不知要好多少倍，因为它们既懂得织又懂得纺。他又进一步建议说，要是用蜘蛛，织网的费用就可以整个儿省下来；这一点，在他把一大堆颜色极其漂亮的飞虫给我看了过后，我就完全明白了：他用这些飞虫喂他的蜘蛛；他告诉我们：蛛网的颜色就是从这些飞虫而来，又因为他各种颜色的飞虫都有，就能满足每个人的不同喜好。只要他能给飞虫找到适当的食物如树脂、油或者其他什么粘性的物质，他就能够使蜘蛛纺出来的丝线牢固而坚韧。
还有一位天文学家，他承担了一项设计，要在市政厅房顶的大风标上安装一架日规，通过调整地球与太阳在一年中和一天中的运转，使它们能和风向的意外转变正好一致。
我忽然感到一阵腹痛，我的向导于是就带我来到一间屋里，那儿住着一位以治疗这种毛病而闻名的著名的医生。他能用同一种器具施行作用相反的两种手术。他有一个很大的、装有一个细长象牙嘴的手用吹风器。他把这象牙嘴插入肛门内八英寸，将肚子里的气吸出来；他肯定地说他这样能把肚子吸得又细又长，像一个干瘪的膀胱。不过要是病情来得又顽劣又凶，他就要把吹风器先鼓满气再将象牙嘴插入肛门，把气打进病人的体内，然后抽出吹风器重新将气装满，同时用大拇指紧紧地堵住屁眼。这样重复打上三四次，打进去的气就会喷出来，毒气就被一同带出（就像抽水机一样），病人的病也就好了。我看到他在一只狗的身上同时作了这两种试验，第一种不见任何效果，第二种手术后，那畜生胀得都快要炸了，接着就猛屙了一阵，可把我和我的同伴熏坏了。狗当场就死了，可我们走的时候，那医生还在设法用同样的手术让它起死回生呢！
我还参观了许多其他的房间，所见到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这里就不再向读者一一说明了。因为我很想把事情说得简单一点。
至此，我只参观了科学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专门辟给倡导沉思空想的学者们使用的。我再来介绍一位著名的、他们称之为
我们走过一条通道，就到了科学院的另一部分，我前面已经说过，空想的设计家就住在这里。
我见到第一位教授和他的四十名学生在这里工作。致意过后，他见我出神地望着那个占满了房间大部分空间的架子，就说：看到他在研究如何运用实际而机械的操作方法来改善人的思辨知识，我也许要感到不解，不过世人不久就会感觉到它是有用的。他又洋洋自得地说，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过这么高贵的点子呢。大家都知道，用常规的手段要想在艺术和科学上取得成就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而如果用他的方法，就是最无知的人，只要适当付点学费，再出一点点体力，就可以不借助于任何天才或学力，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书来。接着他领我走到了架子前，架子的四边都一排排站着他的学生。这架子二十英尺见方，放在房子的正中间。它的表面是由许多木块构成的，每一块大约有骰子那么大，不过有些还要大一点。这些木块全都用细绳连在一起，每一方块的面上都糊着一张纸，纸上写满了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单词及其不同的语态、时态和变格，不过没有任何次序。教授接下来要我注意看，因为他现在要准备开动机器了。一声令下，学生们各抓住了一个铁把手。原来架子的四边装有四十个把手，每个学生转动一个把手，单词的布局就全部改变了。然后他又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轻声念出架子上出现的文字，只要有三四个词连起来可以凑成一个句子，他们就念给剩下的四名做抄写员的学生听，由他们记录下来。这一工作要重复做三四次。由于机器构造巧妙，每转动一次，木方块就彻底翻个身，上面的文字也就会换到其他位置。
这些年轻的学生一天把六个小时花在这项劳动上。教授把几卷对开的书拿给我看，里边已经收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全都拼凑到一起，用这丰富的材料，编撰一部包括所有文化和科学门类的全书贡献给这个世界。不过，要是公众能筹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个这样的架子来从事这项工作，同时要求负责这些架子的人把他们各自搜集到的材料都贡献出来，那么，这项工作将得以改进，并加速完成。
他还对我说，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一门心思全都用到这发明上来了；他已经把所有的词汇都写到了架子上，并极其精确地计算过书中出现的虚词、名词和动词与其他词类的一般比例。
这位著名的人物说了那么许多，我万分谦恭地向他表示了感谢。我又向他保证：要是我有幸还能回到祖国去，我一定会说句公道话，就说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唯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准许我把这机器形状和构造描画到纸上。我对他说，虽然我们欧洲的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他们要是知道了有这么一架机器，至少可以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就会很有争议了。尽管如此，我一定会多加小心，让他独享荣誉，没有人来同他竞争。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儿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第一项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成单音词节，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事实上全是名词。
另一项计划则是，无论什么词汇，一概废除。他们坚决主张，不论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简练的角度考虑，这一计划都大有好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一个词，或多或少会对肺部有所侵蚀，这样也就缩短了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大家在谈到具体事情的时候，把表示那具体事情所需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来得更方便吗？本来这一发明肯定早就实现了，百姓们会感到很舒服，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联合了俗人和文盲，要求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能有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他们就要起来造反。这样的俗人常常就是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方法只有一点不便，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很大，种类又很多，那他就必须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身上，除非他有钱，能雇上一两个身强力壮的佣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有两位大学问家，背上的负荷压得他们腰都快断了，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子一样。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就会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然后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个把钟头，再收起各自的东西，互相帮忙将负荷重新背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谈话时间要是很短，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朝腋下一夹也就够用了。如果是在家中，那他就不会感到为难。因为用这种方式交谈的人在房间里准备了谈话时所需的一切东西。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优点：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晓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和器具，一般说来都是相同或是相似的，所以它们的用途也就很容易明白。这样，驻外大使们就是对别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仍然有条件同它们的君王或大臣打交道。
我还到了数学学校，那里的先生用一种我们欧洲人很难想象的方法教他们的学生。命题和证明都用头皮一样颜色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而脆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以后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准吃。饼干消化之后，那颜色就会带着命题走进脑子。不过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墨水的成份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们顽劣不驯，这么大的药片吃下去总觉得太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跑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朝天把它吐了出来。他们也不听劝告，不愿像处方上要求的那样等待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