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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一九七七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这一天,太阳黄经为九十度,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
  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五月四日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端阳节早晨,在吃粽子之前看重风俗的人家,往往先要出去拔一些艾叶回来,搁在门上,别在一家人的耳朵上。早年间,大人还要给孩子们缝一个雄黄香包挂在胸前——所有这一切据说是为了驱除虫蚊和灾病的。

农历五月的黄土高原,阳光明媚,不凉不热,原野里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麦黄,杏黄,枣花黄;安详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飞来飞去。晶莹的小河水映照着蓝天自云;映照着岸边的青杨绿柳。这季节,除过回茬荞麦,农人们已经挂了犁,紧张地进入了锄草阶段。所有的庄稼人都脱掉鞋袜,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多么舒坦啊!无论平时光景歪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当然,县城的市民和干部家庭,这一天不仅吃粽子,还要炒几个菜,喝几盅酒。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但是,原西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心爱的会议里。这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
  高老是本县高家园公社高店则村人。他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里扔下去摔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具体工作,想回来看看,捎带着搞一些调查研究。
  几天前,黄原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就亲自给冯世宽打了电话,布置了接待高老的有关事宜。眼下高老正在南面几个县搞调查。苗主任考虑原西县是高老的故土,又是他这次重点调查的地方,因此昨天又亲自赶到原西县来。他一到原西,先单独和冯世宽交换了意见,今天又出席了县常委会,和县上的同志们一块研究接待工作的细节。
  其实,在苗主任到来之前,冯世宽就早已经铺排开了。县革委会已经成立了“接高老办公室”,由副主任马国雄挂帅。“接高办”(姑且这么称呼这个机构)由县上各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士组成,办公室下面又设立了接待组、膳食组、联络组、交通组、保卫组。包括石圪节“红烧肘子专家”胡得福在内的几个本县著名厨师,都已经到了县招待所的食堂。有些东西原西县没有,已经派人到黄原采购去了。马国雄给采购人员指示,如果黄原还买不到这些东西,就火速坐飞机到省城去采购。
  苗凯同志亲自来原西县,还顾不得这些吃住方面的事——他最头疼的不是这些,而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西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西和他一块闹过革命、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
  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西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
  他昨天一到原西,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事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哩,会后他们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这主意不象话,但竟然还同意了;并且在心里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但这件事无法瞒哄原西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意见含蓄地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苗凯估计没人敢反对),就照这样办。如果有人反对,那么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受苗主任的“批评”。

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划道道,正在发言:“……尽管我们原西县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不够。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改进这种状况。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老吴,这事就由你们来安排!”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我们一定把这事办好!”说着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

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主任商量过的其它“办法”。冯世宽发完言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总之,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苗凯的话说完以后,会议室好长时间一片沉默。这沉默甚至叫人感到难堪。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像轰炸机一般刺耳。苗凯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冯世宽仍然拿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道道。李登云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指甲。张有智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扭过头,面对着墙上的原西地图。马国雄把一根纸烟往另一截正在燃烧的烟屁股上衔接。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在后排列席会议的“接高办”成员中,不知谁响亮地打了一声喷嚏,把人吓一大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智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你两个的意见呢?”李、马二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知如何说是好。
  这时,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坐的诸位了……”苗凯讲完话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它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就散会了。
  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还再用他说话吗?田福军自己跳出来在苗主任面前表演了一番,这比他给老苗反映他的问题更好。他在心里说:你苗凯领教了就好!你这下可认识了田福军是个什么人了吧?狂妄、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田福军任职时,我跑到地区做工作,让把他排在李登云之后,组织部门不同意,你苗凯也不说话,结果这几年把我冯世宽折腾得好苦哇!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从另一方面说,田福军否定他的意见也否定得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苗主任的意见,只不过这意见由他嘴里说出来罢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冯世宽也不愿意做——将来万一被揭露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到时苗主任还是苗主任,他会板下面孔义正词严地训斥他冯世宽丧失了党性原则!
  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它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后天高老就要回原西县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原西城就变成了一个乱纷纷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第六十九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牌匾……城市上空黄尘大罩,就像进行一场战争。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穿一身旧军装,戴一副墨镜,如同一位战时的城防司令,到处奔跑着检查和指挥。身材魁梧的马主任爱领导这些热闹工作,他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指手划脚,不时发出一些庄严的指示和命令。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西县城倒也顿时换了另一个面貌。
  现在,从入城开始到十字街的一段路面,都修补得平平整整,两边还像黄原城一样筑起了人行道——不过刚刚能走一个人。所有道路两边的青草都被铲除的一干二净,本来这青草倒不失为一种风景。在县招待所的院子里,用白灰划出了一些方格子,准备到时按秩序停放汽车。最为瞩目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十字街中央,用石头块垒超了一个交通指挥台。那上面已经站了本城唯一的一名交通警察。因为没什么汽车,这位警察就指挥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和驴拉车。他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见有驴拉车过来,两条胳膊便像路标一般指示方向,慌得农民手忙脚乱地喝住牲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犯了法规,竟然惶恐地站在原地不动了。这位警察就气急败坏跳下指挥台,亲自扯着驴缰绳,把架子车拉过十字街。这恐怕又是个“新生事物”吧?原西城的一些闲人都好奇地聚在十字街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热闹。

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摆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西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它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
  高老已快七十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西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出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作补充。
  稍事休息以后,地县领导们就陪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餐厅已被几排屏风在一角围出单独一个场所,里面摆了两张饭桌。首长们进来以后,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置齐备了。马国雄像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
  高老来到席前,却不坐下来。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给你们说,不要搞这一套!饭菜简简便便就行了,怎么你们还这样搞?”
  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都肃立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说:“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
  “把这些东西都撒掉,换一点便饭就行了!”高老生气地说。
  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地只留下些调料瓶子。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

高老这下高兴了,说:“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着还可口……你们以后可再不能动不动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我跑了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呀!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

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今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
  吃完午饭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店则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的老朋友顾健翎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愈的。
  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中午,高老坚持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破例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给老战友们敬酒。
  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举行。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它情况。这些老汉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一边不时摘下眼镜揩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倾着头,好像被告一般接受这些老汉的审判。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他们表示一定要狠批“四人帮”,抓纲治国,继续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争取早日实现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后,高老脸抽搐着,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得流了泪。”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你们在几年前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现在仍然这样说!是不是过五年以后,还这样说?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地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