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圪崂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唤过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气候的确是寒冷啊！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身的沉重感就向他袭来了。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硒惶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啊，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它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
按说，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
有一天，他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得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像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哩！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他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他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他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像文化革命前一样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它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
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赴昔阳。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公，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
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像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
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叫他痛苦不堪。
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还有门哩！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这样想过以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
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得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哩！咱个农民，怕个球！他公家还把咱老镢把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球！怕甚哩！”
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
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涌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像煮沸了一锅水！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囤冒尖小囤流了！
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呀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后，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不读，有兴趣的不妨浏览一下——
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一九七八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订签七八年生产合同如下：
一、生产任务：定土地
二、交队产量：小麦
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317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
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药款10元。
五、奖赔：全奖全赔。所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10％。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队、组各半；队按1.50元一个工给组记工。
队长：孙少安（签名）
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签名）
第二天上午，孙少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家。他向书记详细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田福堂听了这事，就像耳朵边响了一声炸雷，都懵了！他半天弄不懂倒究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很快明白了过来：一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一时不知该对少安说什么。
他于是就对等待他表态的少安说：“这么大的事，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给你们表态？你先回去，等我和大队其他人开会研究后再答复你们！”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告辞了。田福堂手里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亭叫到了家里。
孙玉亭一听这情况，立刻震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激愤地说：“毛主席老人家一去世，人的心胆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了得！没王法了！”
田福堂讥讽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
“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
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