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大夫。他想，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打问好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他只从食堂里带回两个馒头，也无心下咽，便匆忙地从宿舍走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中拿出五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

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但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看，要办这么大的事，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只是他身上实在没钱了。不论怎样，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
　　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沟底里传来了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不过，即使去了，他也要立在她家门口等她回来。要是今晚上找不到她，一切就为时过晚了——明天早晨八点钟就要复查！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揩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气混合着飘满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乎乎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
　　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得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声音——新闻联播已近尾声，时间约摸快到七点半了。他找到了八号楼。他从四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他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由于没吃饭，上楼时两腿很绵软。黑暗中，他竟然在二楼的水泥台阶上绊倒了。肋骨间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他顾不了什么，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揩了揩苹果上的灰土。现在，他立在三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他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他立在这门口，停留了片刻，等待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此刻，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么艰难！他终于轻轻叩响了门板。好一阵功夫，门才打开一条缝，从里面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女大夫！
　　“你找谁？”她板起脸问。她当然不会认出他是谁。
　　“我……我就找你。”少平拘谨地回答，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充满谦卑。
　　“什么事？”
　　“我……”他一时不知该怎说。
　　“有事等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我！”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我有点事，想和你说一下！”他哀求说。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他放进屋来。他跟着她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
　　“什么事？”女大夫直截了当问。从她的脸上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血压怎？”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你坐……”女大夫态度仍然生硬，但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他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一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灰土。他怎能坐进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呢？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一百六十五。这是你为我量的……”“噢——”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是最后一次了。”女大夫平静地说。
　　“如果还不合格呢？”
　　“当然要退回原地！”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这时，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地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他。她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被他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对不起……”他用手掌揩去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揩在胸前的衣襟上。他哀求说：“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女大夫突然问。
　　“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的工。”
　　“上过学没有？”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当过教师？”
　　“嗯。”
　　“那你……”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
　　“血压计怎会出毛病呢！”女大夫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
　　“万一再紧张呢？”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他的话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起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他手里递，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

孙少平一怔。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他绊绊磕磕下了楼道，重新回到马路上。他解开上衣的钮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脯。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他立刻来到矿部前，但看见所有店铺的门都关了。他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不知到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明早上七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他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他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一两毛钱的醋呢？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这层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八九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山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洼洼，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人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是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不仅大牙湾，铜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
　　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院落连同三四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形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是搁着许多日用杂物。
　　“你找谁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他。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位住他的小胖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明明，王明明！”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时，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他，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厉害，镶着两颗“金牙”。从他高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你找谁？”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一两毛钱的醋？”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转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河南大哥咧着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街上的门市部关了……”少平解释说。但实际上还没有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走，进屋去坐！”王师傅过来拉住他的胳膊。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
　　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他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兄弟，先喝一杯！”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妻俩热忱地问了他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
　　过了好一会，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他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车笛的吼叫惊醒了他。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来。他像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地哆嗦了好一阵。他感到，胃里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般地刺疼。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他来到医院时，医生们还没有上班。他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旁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配着一根尼龙绳，上面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桅杆似的自制电视天线。

八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身体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和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四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面三个很快查完了。其中有一个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
　　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他的光胳膊上。像象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皮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般惊心动魄。雷声停息了。鼓涨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他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他听见她说：“降下来了。低压八十，高压一百二……”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呆住了。“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他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夜他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他手里。他向她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里去报到？”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

他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吐出一口气。噢，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