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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万般焦灼的孙少平首先想到了那位量血压的大夫。他想,在明天上午复查之前,他一定要先找找这位决定他命运的女神。打问好女大夫住宿的地方,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晚饭他只从食堂里带回两个馒头,也无心下咽,便匆忙地从宿舍走出来,下了护坡路那几十个台阶,来到矿区中间的马路上。他先到东面矿部那里的小摊前,从身上仅有的七块钱中拿出五块,买了一网兜苹果,然后才折转身向西面的干部家属楼走去。

直到现在,孙少平还没想好他找到女大夫该怎说。但买礼物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是中国人办事的首要条件。这几斤苹果是太微不足道了——本来,从走后门的行情看,要办这么大的事,送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也算不了什么。只是他身上实在没钱了。不论怎样,提几斤苹果总比赤手空拳强!
  现在,又是夜晚了。矿区再一次亮起灿若星河的灯火。沟底里传来了一片模糊的人的嘈杂声——大概是晚场电影就要开映了。女大夫会不会去看电影呢?但愿她没去!不过,即使去了,他也要立在她家门口等她回来。要是今晚上找不到她,一切就为时过晚了——明天早晨八点钟就要复查!孙少平提着那几斤苹果,急行在夜晚凉飕飕的秋风中。额头上冒着热汗,他不时撩起布衫襟子揩一把。快进家属区的路段两旁,挤满了卖小吃的摊贩,油烟蒸气混合着飘满街头,吆喝声此起彼伏。那些刚上井的单身矿工正围坐在脏乎乎的小桌旁,吃着喝着,挥舞着胳膊在猜拳喝令。
  家属区相对来说是宁静的。一幢幢四层楼房排列得错落有致。从那些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浑厚的声音——新闻联播已近尾声,时间约摸快到七点半了。他找到了八号楼。他从四单元黑暗的楼道里拾级而上。他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弦。由于没吃饭,上楼时两腿很绵软。黑暗中,他竟然在二楼的水泥台阶上绊倒了。肋骨间被狠狠撞击了一下,疼得他几乎要喊出声来。他顾不了什么,挣扎着爬起来,用衣服揩了揩苹果上的灰土。现在,他立在三楼右边的门口了——这就是那位女大夫的家。他的心脏再一次狂跳起来。他立在这门口,停留了片刻,等待急促的呼吸趋于平缓。此刻,他口干舌燥,心情万分沉重。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要活下去有多么艰难!他终于轻轻叩响了门板。好一阵功夫,门才打开一条缝,从里面探出来半个脑袋——正是女大夫!
  “你找谁?”她板起脸问。她当然不会认出他是谁。
  “我……我就找你。”少平拘谨地回答,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充满谦卑。
  “什么事?”
  “我……”他一时不知该怎说。
  “有事等明天上班到医院来找我!”女大夫说着,就准备关门了。少平一急,便把手插在门缝里,使这扇即将关闭的门不得不停下来,“我有点事,想和你说一下!”他哀求说。女大夫有点生气。不过,她只好把他放进屋来。他跟着她进了边上的一间房子。另一间房子传来一个男人和小女孩的说话声,大概是大夫的丈夫和孩子——他们正在看电视。
  “什么事?”女大夫直截了当问。从她的脸上神色看,显然对这种打扰烦透顶了。孙少平立在地上,手里难堪地提着那几斤苹果,说:“就是我的血压问题……”
  “血压怎?”
  “这几颗苹果给你的娃娃放下。”少平先不再说血压,把那几斤苹果放在了茶几上。
  “你这是干什么!有啥事你说!你坐……”女大夫态度仍然生硬,但比刚才稍有缓和。孙少平看出,不是这几颗苹果起了作用,而是因为他那一副可怜相,才使得女大夫不得不勉强请他坐下。女大夫说着,自己已经坐在了藤椅里。好,你坐下就好,这说明你准备听我说下去了!少平没有坐。他在灯光下看见,他刚才跌了那一跤,也忘了拍一拍,浑身沾满灰土。他怎能坐进大夫家干净的沙发里呢?他就这样立在地上,开口说:“我叫孙少平,是刚从黄原新招来的工人,复查身体时,本来我血压不高,但由于心情紧张,高压上了一百六十五。这是你为我量的……”“噢——”女大夫似乎有所记忆,“当然,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血压不合格的人,还要进行第二次复查……”
  “那可是最后一次复查了!”少平叫道。
  “是最后一次了。”女大夫平静地说。
  “如果还不合格呢?”
  “当然要退回原地!”
  “不!我不回去!”少平冲动地大声叫起来,眼里已经旋转着泪水。这时,女大夫的丈夫在门口探进头看了看,生气地白了少平一眼,然后把门“啪”地带住了。女大夫本人现在只是带着惊讶的神色望着他。她说不出什么来。她显然被他这一声哈姆雷特式的悲怆的喊叫所震慑。少平自己也知道失礼了,赶忙轻声说:“对不起……”他用手掌揩去额头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揩在胸前的衣襟上。他哀求说:“大夫,你一定要帮助我,不要把我打发回去。我知道,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将决定我的生活道路,决定我的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女大夫突然问。
  “揽工……在黄原揽了好长时间的工。”
  “上过学没有?”
  “上过。高中毕业,在农村教过书。”
  “当过教师?”
  “嗯。”
  “那你……”
  “大夫,我一时难以说清我的一切。我家几辈子都是农民。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煤矿虽然苦一些,但我不怕这地方苦。我多么希望能在这里劳动。听说有的人下几回井就跑了。我不会!大夫,你要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相信,我的血压一点都不高,说不定是你的血压计出了毛病……”
  “血压计怎会出毛病呢!”女大夫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对少平来说,就像阴霾的天空突然出现了太阳的光芒!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回去。明天复查时,你不要紧张……”
  “万一再紧张呢?”

女大夫这次完全被他的话逗笑了。她从藤椅里站起来,在茶几上提起那几斤苹果,一边往他手里递,一边说:“你把东西带走。明早复查前一小时,你试着喝点醋。”

孙少平一怔。他猛地转过身,没有接苹果,急速地走出了房子。他不愿让大夫看见他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在心里说:“好人,谢谢你!”他绊绊磕磕下了楼道,重新回到马路上。他解开上衣的钮扣,让秋夜的凉风吹拂他热烘烘的胸脯。现在他脑子里是一片模糊的空白。他只记着一个字:醋!他立刻来到矿部前,但看见所有店铺的门都关了。他发愁地立在马路边,不知到何处去买点醋?晚上必须搞到!明早上七点钟就要喝,而那时商店的门还不会开呢!他抬头望了望山坡上密麻麻的灯火,突然想:他能不能到矿工的家户里去买一两毛钱的醋呢?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迫不及待地向山坡上的灯火处走去了。
  在大牙湾煤矿,能住进这层楼的只能是干部和双职工。大部分矿工的老婆和孩子都是“黑户”——连户口也没有,怎有资格住公家的房子呢?说实话,矿工太苦了。如果身边没有老婆孩子,那他们的日子简直难以熬过。在潮湿阴冷的地层深处,在黑暗的掌子面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日复一日,日日拼命八九个小时,就因为地面上有一个温暖而安乐的家。老婆和孩子,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太阳,永远温暖地照耀着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把家属的户口都扔在农村,在矿区周围随便搭个窝棚,或在山崖上戳几孔小窑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用自己的苦力养活着他们,而同时也使自己能经常沐浴在亲人们的温情和关切之中。这样,在整个矿区周围的山山洼洼,沟沟渠渠,就建立起一片又一片的“黑户区”。一般人都是同乡人挤在一块,口音,生活习俗都相同,有个事可以互帮。因此,就形成了“河南区”、“山东区”和黄土高原、中部平原等各地的“黑户区”。一般说来,河南人住宿比较讲究,即是几座低矮的茅草房,院落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都刷成白的——似乎专门和煤作对比色!不仅大牙湾,铜城所有的煤矿,都布满了这样的“黑户区”。
  孙少平现在走进的正是大牙湾的“河南区”。他穿过铁路,上了一道小山坡,随意走进一个小院子(他想不到以后会和这小院结下那么深的不解之缘)。这院落连同三四个小房子,都可以说是“袖珍”形的。房子只有一人多高,如果伸出手臂,就可以随便在房顶上拿放东西——那上面就是搁着许多日用杂物。
  “你找谁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歪着头在院子里问他。

少平蹲下来,先笑嘻嘻地位住他的小胖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明明,王明明!”

听孩子的口音,少平知道这是一家河南人。这时,一位三十大几的男人从屋里走出来,惊奇地打量着他,显然弄不明白一个陌生人来他家干什么?这人脸色有点白,是一种缺乏日晒的那种没有血色的白。他背驼得厉害,镶着两颗“金牙”。从他高的身材轮廓看,年轻时一定是个很展拓的后生。少平凭直观判断,他的驼背和那两颗假门牙都是煤矿留给他的纪念。
  “你找谁?”他用很地道的河南话疑惑地问少平。少平从地上站起来,说:“王大哥,能不能在你家买一两毛钱的醋?”他之所以这么直截了当,是因为他看出这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不必转弯抹角。他从孩子嘴里知道他姓王。
  “买醋?在我家里买醋?”河南大哥咧着假牙的嘴忍不住笑了。
  “街上的门市部关了……”少平解释说。但实际上还没有说清楚。王师傅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这时,屋里又走出一位妇女。那个叫明明的孩子跑过去拉住她的手,喊叫说:“妈妈,这个叔叔要喝醋!”
  “他是不是醉了?”这女人小声对男人嘟囔。她看起来比丈夫要年轻七八岁,身体苗条而丰满,口音也是浓重的河南腔。少平脸涨得通红,不得不结结巴巴向这家人说明了原委。他说完后,这两口子都仰起头哈哈大笑了。“走,进屋去坐!”王师傅过来拉住他的胳膊。河南人最大的秉性就是乐于帮助有难处的人,而且豪爽好客,把上门的陌生人很快就弄成了老相识。
  王师傅夫妇先不说醋的事,竟然把他拉到了饭桌旁。女人麻利地拿出一盘花生豆和一碟腌鸡蛋。王师傅已经把白酒倒起两大杯。“兄弟,先喝一杯!”少平还没反应过来,河南师傅已经把酒杯举到了他面前。他满怀感动地举起酒杯,在王师傅的酒杯上碰了碰,抿了一小口。一时三刻,这夫妻俩热忱地问了他的许多情况。小明明已经坐在他怀里玩上了。
  过了好一会,少平喝完了那杯酒,说他得回去睡个好觉以便明早上过关,就拿起王师傅妻子给他装好的半瓶子醋,和这家好心人告辞了。至于醋钱,还再能启齿吗?孙少平手里提着醋瓶,一个人静静地沿着铁路往回走。现在,他面对满山遍野的灯火,对这里的一切更加充满了无比亲切的感情。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会是冰冷的。他不由再一次思想: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这些东西也并不坏。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他回到宿舍,吞咽了那两个冷馒头。便带着复杂的思绪躺在了光床板上。
  第二天一大早,一声火车汽车笛的吼叫惊醒了他。他立刻跳下床,匆忙地洗了一把脸,就从床底下取出那瓶山西老陈醋来。他像服毒药一般,闭住眼灌了几大口,酸得浑身像打摆子似地哆嗦了好一阵。他感到,胃里像倒进了一盆炭火,烧灼般地刺疼。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他来到医院时,医生们还没有上班。他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 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面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披头散发。花坛旁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配着一根尼龙绳,上面晾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桅杆似的自制电视天线。

八点钟,复查终于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身体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和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四个人。他排在最后一位。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位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面三个很快查完了。其中有一个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这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
  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他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他的光胳膊上。像象忍受疼痛一般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皮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般惊心动魄。雷声停息了。鼓涨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他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微笑。接着,他听见她说:“降下来了。低压八十,高压一百二……”
  一刹那间,孙少平竟呆住了。“你还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他点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夜他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他手里。他向她投去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里去报到?”
  “不用。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

他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工时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深秋的蓝天长长吐出一口气。噢,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已经属于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