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家庭女教师
玛妮娅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日写给她表姐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
亲爱的亨利埃塔：咱俩分手后，我简直像是沦为囚徒了。你知道的，我在勃……律师家找了个工作。这儿简直是个地狱，就是我最仇视的敌人，我也不忍心让他住在这种地狱里。到后来，我与勃……夫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淡，我把这种感觉对她直言相告。由于我们俩相互间的感觉不相上下，所以彼此的了解十分深刻。
这家人跟其他有钱人一样，喜欢撑门面讲法语，背地里却一拖六个月不付账单，其实，他们说的法语就跟法国扫烟囱的人一样低级。在家里，他们连点灯的油都舍不得用，到了外面，却大把乱花钱。他家用了五个仆人。自己装出自由派开明人士的模样，其实他们本质上愚蠢透顶。最可恶的是，他们说话时仿佛嘴上抹了蜜糖，但话里却带着恶意，把人诽谤得体无完肤……我总算在这儿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深刻地认识人。我发现小说里描绘的人物实际上真的有，我也懂得了，人不能跟有财而无德的人交往。
这是一幅毫不留情的画面。由于它出自毫无恶意的玛妮娅之手，我们便看出，她是多么天真，多么富有幻想。她随便选了个富有的波兰人家庭，就希望这家的孩子活泼可爱，家长善解人意。由于她已经准备好要亲近他们，热爱他们，因此她的失望是深重的。
这位年轻家庭女教师写的信，让我们间接感觉到，她不得不离开的自己家那个环境是十分特殊的。玛妮娅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遇到过能力平平的人，却从未见过卑鄙的人。她在家里从未听到过一个粗鄙难听的字眼。斯科洛多斯基家的人遇到家庭争吵、人们说恶毒的闲话，总是感到十分惊恐。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个姑娘每次遇到愚蠢、琐细或粗鄙的事情，准会感到惊愕和反感。
玛妮娅的哥哥和姐姐都有着高尚的品质和杰出的智力，这一点或许能解开一个困扰我们的谜：为什么没有人发现这个年轻姑娘有着过人的天才和超人的特长？为什么不送她去巴黎就读，却听任她寻找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业？
她生活在非凡的人们中间，身边有三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哥哥姐姐，他们与她一样，聪明而有志气，热心投身工作。相比之下，未来的玛丽·居里就不显得突出了。在一个有限的知识圈子里，过人的天赋很快就能表现出来，引起人们的惊讶和赞叹，然而，在这个家庭里，约瑟夫、布罗妮娅、海拉和玛妮娅都在成长，在求学问中彼此竞争。因而，当时不论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年轻人，都没有从几个孩子中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谁也没有为他们最初的光辉所感动。人们谁也没想过，玛妮娅在本质上会与哥哥姐姐不同，就连她自己也没想过这个。
她拿自己与家人作比较时，便会感到自惭形秽。但是，当她走进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工作时，她便无法掩饰自己的优越性了。就连玛妮娅自己也看得出这种优越，心里便觉得高兴。这位姑娘蔑视出身和财富，她从来看不起这些东西，然而，她对自己的出身和受过的教育却倍感自豪。后来她在批评一些雇主时，流露出一种轻蔑的态度和天真的骄傲。
玛妮娅不但从第一次经验中归纳出关于人类和“有财无德者”等哲理，而且发现，原先向布罗妮娅解释的计划需要做重大修改。
玛妮娅原本希望，在华沙找个工作能挣到数目可观的收入，而且不必忍受路途奔波之苦。留在城里能减轻她感到的苦难，这意味着她可以待在家的附近，可以天天回家，与父亲说说话，还意味着她能够与流动大学的朋友保持联系，也许还能上夜校听几节课呢。
但是，既然愿意做出牺牲，就不能半途而废。这个年轻姑娘选择的命运还不够严酷，她挣钱不多，开销倒不少，常常预支工资购买日常的小零碎，到了月终，积攒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她还得准备好资助布罗妮娅呢，布罗妮娅已经和玛丽亚·拉可夫斯卡去巴黎求学，住在拉丁区清苦度日。而且，斯科洛多斯基先生退休的日子也快到了，届时老人也需要有人帮助。到时候她可怎么办呢？
玛妮娅并没有长时间迟疑不决。两三个礼拜之前，她听说乡下有个报酬优厚的家庭教师职位。她立刻做出决定：她愿意去那个遥远的乡下，也愿意投身到陌生的地方去。虽然她不得不与亲人分别，在人地两生的地方生活好几年，可这有什么关系？报酬很高，而且在那种偏僻的乡下，生活中几乎用不着花销。
“再说，我喜欢乡下清新的空气！”玛妮娅自言自语道，“以前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条路呢？”
她把自己的决定写信告诉表姐：
我闲散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我有过迟疑，但已经做出决定，明天就接受乡下那个位置，从一月开始工作。那个地方在普罗克，年薪五百卢布，从一月一日开始算起。他们以前曾对我提起过这个职位，可我当时没接受。这家人对现在的家庭教师不满意，要我去。很可能我也像那个教师一样，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
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玛妮娅冒着严寒启程了，这是她一生中将要经历的许多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告别了父亲，再次把自己的邮寄地址重复告诉他：
普扎斯尼兹地方，
斯茨组基镇，
佐先生和佐夫人宅子，
玛丽亚·斯科洛多斯卡收
她登上火车车厢。望着父亲矮小的身影，她脸上还挂着微笑。接着，她忽然跌坐在车厢坐椅上，感觉到孤寂向她袭来。她平生头一回独自外出谋生，完全孤立无援了。
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突然恐慌起来。这列沉重的火车要把她带到远方一个陌生的房子里，与一个陌生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玛妮娅不由感到羞怯，感到恐惧，浑身都颤抖起来。假如这个新雇主与原先那些雇主一样可恶，她可怎么办？倘若她走之后斯科洛多斯基先生生了病，那可怎么办？她还能再次见到父亲吗？她做出的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愚蠢决定？这个姑娘蜷缩在车厢里，紧紧靠在车窗跟前，望着苍茫暮色中沉寂的原野向后飞驰，用手揩着流淌不止的眼泪。
坐了三小时的火车后，接着是坐在雪橇上奔波四个钟头。雪橇在笔直的道路上滑过，四野一片冬季的庄严肃穆。佐先生和佐夫人是田产管理人，为沙尔托斯基亲王们管理华沙北部一百公里处的部分农田。玛妮娅在这个冰冷的冬夜抵达他们家门口时已经疲惫不堪，周围的情景几乎像在梦中，朦胧中，她看见这家的男主人身材高大，看见他妻子黯淡的面孔，还有几个孩子盯着看她的好奇眼神。
主人请他喝热茶，亲切问候她。然后佐太太带玛妮娅上二楼，走进给她预备好的房间，佐太太离开后，屋子里只剩下她和随身的一丁点行李。
一八八六年二月三日，玛妮娅在写给表姐亨利埃塔的信中说：
我到佐先生和佐夫人家已经一个月了，算是度过了新环境的适应期。迄今为止一切都很好。佐家的人都好极了。我与这家的大女儿布朗卡成了好朋友，于是我在这里相当愉快。我的学生安齐娅快要满十岁了，是个听话的女孩子，不过让父母宠坏了，不懂规矩。当然，谁也不能指望一切都十全十美……
这地方谁也不工作，人们一心想着寻欢作乐。这家人因为不参加乡邻举办的舞会，反倒成了乡下人的话柄。我刚抵达这里一个礼拜，已经有人说我的坏话了，那是因为我不认识这里的人，拒绝参加在卡尔瓦茨家举办的一次舞会，那可是个谣言制造中心。我没去一点儿也不后悔，佐先生和佐太太参加那次舞会直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才回来。我很高兴逃脱了那场折磨，尤其当时我身体还不太舒服。
这里在主显节前夜(1)举办了一场舞会，我有幸见到不少客人，这些人真是漫画家的好题材，我觉得实在有趣。这里的青年人都乏味极了。女孩子有的呆兮兮从不开口，有的却令人讨厌，看上去还有一些显得比较有见识。现在我渐渐看出，我的朋友布朗卡·佐小姐是一颗罕见的珍珠，她有良好的判断能力，而且对生活有透彻的理解。
我每天工作七小时：四小时教安齐娅，三小时辅导布朗卡。工作时间的确不少，不过没关系。我的房间在楼上，宽大、安静，而且相当舒适。佐家的子女很多：三个儿子在华沙上学，一个在上大学，两个在寄宿中学上学。家里还有十八岁的布朗卡和十岁的安齐娅。另外还有三岁的斯塔斯和六个月大的小女儿玛丽施娜。斯塔斯非常有趣。保姆告诉他说，上帝无处不在。他就露出一脸焦虑神色问：“他会抓住我吗？他会咬我吗？”我们都觉得好玩极了。
玛妮娅没写完这封信就搁下笔离开长窗旁边的书桌，身穿毛衣便冒着严寒走到阳台上。窗外景色仍然让她感到可笑。她出发来这个偏僻乡村之前，满心想着会见到乡村景色，到处是草原和森林，可是，来了这里第一次推开窗户一看，外面却是一只高大的工厂烟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她心里便觉得滑稽。
周围没有一片庄稼地，也没有一片矮树林。广袤的田野上只有一片接一片的甜菜地。到了秋天，一辆接一辆牛车拉着带有泥土的白色甜菜萝卜，缓缓驶向制糖厂。农民为这家工厂耕耘、播种、收获。克拉西尼茨是个小村子，村里的小农舍都聚集在糖厂黯淡的红砖建筑物周围。就连那条河也成了工厂驾驭的奴隶，流进去是清澈的河水，流出来的却是漂着黑糊糊浮渣的污水。
佐先生是位精通新技术的有名农学家，他控制着二百英亩的甜菜种植。他是个有钱人，拥有糖厂的大部分股票。这家人像周围其他人家一样，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家工厂。
其实，这工厂根本算不上有什么规模。尽管在当地引人注目，但是与外省几十家其他企业一样，都不过是些小有规模的企业而已。斯茨组基的地产也很小，二百英亩地产与这里广袤的乡村土地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佐先生家生活富足，但算不得首富。虽然与邻近农场的房子相比，他家的房子比较讲究，但再怎么说也称不上豪宅。那是一座周围常见的旧式别墅，房子低矮，倾斜的屋顶下是阴暗的墙壁，藤架上爬满了五叶藤萝，阳台都用玻璃包起来，却依然走风漏气。
只有那个僻静处的花园还收拾得十分漂亮，到了夏天，草坪碧绿，灌木整齐，球场外面围着修剪齐楚的岑树。房子另一侧有个果园，再远一点，能看到四个红色屋顶，那是仓库、马厩、牛栏等，里面养着四十匹马，六十头牛。在那之外，种甜菜的肥沃土壤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地平线上，除此之外什么其他东西也没有。
“我这个选择还不坏，”玛妮娅一边关上窗户，一边自忖，“工厂的确不好看。不过也还是有益处的，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其他地方富庶，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时常有人到华沙去。糖厂有不少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这是桩不错的事情，可以上他们那儿借书看书。佐太太脾气不好，可她不是个坏女人。她并不把我当成家庭教师对待，因为她本人也一度当过家庭教师，她的好运到来得太快了些。她丈夫是个迷人的男人，她的大女儿简直是个天使，她的其他孩子也都不至于让人无法忍受。我看我算是非常走运了。”
这间屋子的一面墙壁，从上到下几乎让一个巨大而光滑的瓷壁炉占满了。玛妮娅烤了烤手，然后回到书桌前接着写信。她一直写到外面传来雇主专横的叫声：“玛丽亚小姐！”声音穿过墙壁和门扇，传进她的屋里。主人是在叫她去作陪伴呢。
孤身一人的家庭女教师都会写许多信，也希望收到回信，通报城里的消息。随着日月流逝，玛妮娅定时写信给自己的亲人，讲述自己生活中的种种活动，她要履行卑微的任务，也要一连几个钟头给人“作陪伴”，从工作中也能得到不少乐趣。她写信给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她亲爱的布罗妮娅、给她中学时的朋友卡齐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塔。这位表姐如今结婚了，住在利沃夫，可她仍是个激烈的“实证主义者”。玛妮娅坦率地把自己的心里话写信讲给表姐听，说出自己严肃的思考，自己的沮丧心情和希望。
一八八六年四月五日，玛妮娅给亨利埃塔的信上有这样的内容：
我按照自己职业的本分生活着。我给学生教课，自己也读一点书，不过并不容易找到时间，因为总有新来的客人打扰我，扰乱我利用自己的正常时间。有时候，这种情形让我非常恼火，我的学生安齐娅最喜欢找各种机会不上课，过后又很难让她恢复秩序。今天，我们又遇上麻烦了，她不按时起床。最后我不得不绷着脸拉着她的手把她从床上拖起来。我心里气得直冒火。你想象不出这种小事让我多么难过，有时候我一连几个钟头不开心。不过我总得制服她才行。
……你问我作陪的时候谈什么话题？除了闲扯还是闲扯，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啦、舞会啦、聚会啦等等。要说跳舞，这地方的年轻姑娘舞跳得真是尽善尽美，恐怕哪儿都找不着这么好的舞蹈高手。从这一点上讲，她们还算不坏，有些人也很聪明，但是她们没接受过多少教育，智力没有得到开发。当地人又特别喜欢一场接一场组织荒唐的宴会，把她们仅有的一点点智力也消耗光了。这里有点脑筋的好小伙子实在太少……不论是姑娘还是小伙子，“实证主义”或“劳工问题”之类话题，他们听都不愿听，这种情况实在少见。相对来说，佐先生家还算比较有教养。佐先生是个老派人物，但是也有很好的见识，他富有同情心，也讲道理。他妻子是个难以相处的人，不过只要习惯了，她还是个挺好的人。我认为她还是挺喜欢我的。
你真该看看我在这里的模范行为才对！我每个星期天和节日都去教堂做礼拜，从不借口头痛或感冒而缺席。我几乎没有谈到过妇女接受高等教育问题。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恪尽职守，遵循我的本分礼数。
复活节我要回华沙去度几天假。一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简直要跳起来了……
玛妮娅描述自己的“模范行为”不无讥讽口吻，她骨子里有一种大胆的独创性格，无法长期忍受墨守成规的生活。她内心中一直是个“实证主义者”，渴望成为有用的人，渴望参加斗争。
一天，她在泥泞道路上遇到几位衣衫褴褛的姑娘小伙，见到这几位年轻农夫亚麻色头发下的愚顽面孔，她心里忽然有了个计划。自己有宝贵的进步思想，干吗不在斯茨组基这个小天地里付诸实施呢？前一年，她还梦想过要“为人民启蒙”呢。现在就是个极好的机会。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半是文盲。就是偶尔上过学的，也只学会点俄语字母。要是能秘密教他们波兰语，唤醒这些年轻的人们，让他们认识到祖国语言有多美、历史有多悠久，那该多好！
我们这位家庭教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佐小姐，佐小姐立刻表示赞成，而且决定帮助她。
“再仔细想想吧，”玛妮娅想让她冷静下来，“你知道的，要是有人告发，我们就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但是，勇气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感染力，玛妮娅从布朗卡·佐小姐的眼睛里看到的是热情与坚定。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她们就能在那些农夫的小屋里谨慎地搞宣传了。
一八八六年九月三日，玛妮娅在写给亨利埃塔的信中说：
……今年夏天我有个假期，可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于是就待在斯茨组基。我并想花钱去喀尔巴阡山。我每天给安齐娅教好几个钟头的课，陪布朗卡读书，还给这里一个工人的儿子讲一小时课，为他进学校做准备。除此之外，布朗卡和我还一天给几个农夫的孩子们讲两个钟头的课。有十个孩子听课，其实算作一个班了。他们倒是愿意学习，可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难。后来他们的学习成绩渐渐有了进步，而且相当快，这让我感到安慰。因此，我每天都很忙。除此之外，我还要自学一点东西，有时要独自学很多东西……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玛妮娅在写给亨利埃塔的信中这么说：
我教的农民学生人数增加到十八人。他们当然不能同时来上课，我无法应付那么大的班。不过，他们每天要学习两个钟头。星期三和星期六，我教他们的时间略长些——长达连续五小时。幸亏我的房间在二层楼，有单独的楼梯通向院子，因此，这一工作并不影响我对佐家的义务，也不影响其他人。这些孩子们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愉快，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这样一来，玛妮娅要听安齐娅喃喃地背课文，要辅导布朗卡做功课，遇上朱列克从华沙回来，要监督他做作业，除此之外，这位不屈不挠的姑娘还要回到自己房间里等着教那批农民学生，听到楼梯上响起靴子和赤足踏出的声音，她知道自己的学生们要到了。她借来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好让他们舒舒服服坐下来写字。她还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不少钱，为他们购买抄本和钢笔，学生们就用不听使唤的手指吃力地书写。在这间石灰墙的大房间里，如果来了七八位小农民学生，维持秩序和帮助差等生就够玛妮娅和布朗卡·佐费劲了。那些差等生急得又抽鼻子又喘粗气，就是拼写不出难记的单词来。
围在玛妮娅周围的这些金发孩子，父母都是做仆人、农民、工厂工人等工作的，他们身上的深色衣服不常清洗，从来气味不佳。有的孩子不用心学习，显得闷闷不乐。不过，大多数明亮的眼睛里都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热切愿望，希望将来有一天拥有能读会写的神奇本事。这种卑微的目标实现后，白纸上的大黑字对他们忽然有了意义，孩子们不禁为自己的胜利得意欢呼，就连偶尔坐在屋子另一头旁听的文盲家长也赞叹不已。每逢听到这种声音，我们这位年轻姑娘的心会激动得不能自已。她不禁感叹，不知有多少求知的愿望落空了，也不知道大批不为人知的人群中蕴藏着多少天才。面对这片愚昧的海洋，她觉得自己太软弱、太无能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