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大敌
我们还记得日内瓦大学发来的信函。虽然瑞士最先向居里夫妇提供最适合他们才干的职位，但最先授予他们若干荣誉的国家却是英国。
在法国，他们获颁过几种科学奖：皮埃尔一八九五年获得普朗特奖，一九〇一年获得拉卡兹奖。玛丽三次获得盖格纳奖。但是，在一九〇三年六月英国皇家协会正式要求皮埃尔·居里就镭元素做讲座前，他们还没有得到过显赫的声望。皮埃尔应邀偕夫人前往伦敦参加了这次正式会议。
欢迎他们的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友好慈祥的凯尔文勋爵。杰出的老人为这对年轻夫妇的成功引以为荣，像对待自己的成就一样，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感到自豪。他带他们参观他的实验室，一路走去时，像父亲般搂住皮埃尔的肩膀。他带着真挚的喜悦指着他的合作者原来从巴黎赠给他的礼物：那是一位物理学家的真正礼物，是密封在一个玻璃试管中的一丁点珍贵的镭。
举行讲座的那天晚上，凯尔文勋爵坐在玛丽身旁。她是第一位走进皇家学院的女性。在拥挤的大厅里，英国科学界的人全都来了，其中有威廉·克鲁克斯、雷利勋爵、埃夫伯里勋爵、弗雷德里克·布拉姆威尔爵士、奥利佛·洛奇爵士、迪瓦尔教授、雷·兰克斯特教授、艾尔顿教授、汤普森教授、阿姆斯特朗教授……皮埃尔操着法语，以自己低沉的声音描绘镭的特性。接着他请人灭灯，开始动手做几项惊人的实验：他利用镭的魔力，使一定距离外的一张金箔验电器产生读数，让一个硫化锌屏发出磷光，使一块包在黑纸中的照相底板感光，还证明这种奇妙的物质能自然产生热量。
这一晚激起的热情第二天早上产生了轰动。整个伦敦都想见见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居里夫人受到邀请，请他们出席许多晚宴和宴会。
在这些盛大招待会上，他们听着人们向他们致祝酒词，以简短的话表示感谢。皮埃尔身上穿的是在理化自然科学学部讲课时那身燕尾礼服，衣服都磨得有些发亮了。尽管他极力表现出礼貌，但人们仍然不免觉得他有些心不在焉，仿佛难以理解人们这是在恭维他。玛丽觉得不安，因为有成千上万双眼睛在盯着看她——仿佛她是只稀有动物。女物理学家。真是桩稀罕事！
她身穿黑色服装，领口开得很小。一双让酸液腐蚀的手上连结婚戒指都没戴。在她身旁，许多裸露的脖子上挂着这个帝国最光彩夺目的精致钻石。玛丽望着这些珠宝饰物，心里感到真诚的喜悦。她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一向对世俗之物漠不关心的丈夫，这时也盯着看那些项链和珠宝镶嵌的领饰。
那天晚上，她更衣时对皮埃尔说：“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漂亮的珠宝，真是太漂亮了！”
物理学家笑了。
“你知道吗？晚餐过程中我脑子闲得发慌，就玩了个游戏：我计算着用每个在场女人脖子上的宝石可以换多少个实验室。到了该讲话的时候，我算出的实验楼数目多得惊人。”
几天后，居里夫妇返回他们的棚屋实验室。他们与伦敦的科学家结成牢固的友谊关系，计划搞几项合作研究：皮埃尔不久要与他的英国同行迪瓦尔教授共同发表一篇论文，内容是对镭的溴化物产生的气体所作的研究。
盎格鲁—撒克逊人忠于他们所崇拜的人。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他们致函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通知他们说，伦敦的皇家协会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希望向他们颁授该协会最高奖：戴维奖章。
玛丽当时有病，便让丈夫单独去参加仪式。皮埃尔从英国带回一枚沉甸甸的金质奖章，上面刻着两人的名字。他在凯勒曼大道的住房里寻找一个安置这枚奖章的地方，可他实在太笨拙，竟然给弄丢了，好在后来又找到了。最后，他灵机一动把这劳什子给了女儿艾莱娜。孩子六年来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遇上朋友来访，这位科学家便让他们看她独自玩耍这件新玩具。
“艾莱娜特别喜欢这枚新硬币！”他便做出这句结论。
两次荣耀显赫的短暂旅行，一枚供小女孩玩耍的金质奖章：这不过是一个交响乐的序曲，逐渐磨进的最强音很快就要奏响了。
这一次，乐团指挥发出的演奏信号来自瑞典。
斯德哥尔摩科学院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举行的“庄严大会”上正式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颁授给亨利·贝克莱尔，另一半颁授给居里先生和居里夫人，以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诸项发现。
皮埃尔和玛丽由于过度劳累，身体状况不佳，不敢贸然在隆冬季节长途旅行。居里夫妇没有出面领奖，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颁授的获奖证书和金质奖章。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奥里维留斯教授写信给居里先生和居里夫人：
居里先生、居里夫人：
我已经荣幸地通过电报向你们通报，瑞典科学院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中，决定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授予你们，作为对你们在研究贝克莱尔射线方面共同做出卓越成就的嘉奖。
受命颁发各奖项的机构，要在十二月十日的全体正式大会上宣布各项决定，在这之前，这些决定必须严格保密，届时要颁发获奖证书和金质奖章。
我谨代表科学院邀请你们参加这次大会，亲自接受颁奖。
根据诺贝尔基金委员会章程第九条，要求你们在这次大会后六个月之内，在斯德哥尔摩公开发表一次演讲，内容是你们获奖的研究内容。如能按规定时间前来斯德哥尔摩，当然最好在大会后几天内履行这项义务。希望这些安排对你们合适。
科学院盼望你们光临斯德哥尔摩，并请先生和夫人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皮埃尔·居里致函奥里维留斯教授：
书记先生：
斯德哥尔摩科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授予我们，我们感到极为荣幸，深表谢忱。敬请转达我们的感激和真挚的谢意。
然而我们难以在十二月十日前往瑞典参加颁奖仪式。
我们两人都在学校任教，此时离开，必然严重影响教学工作，且停留时间将极其短暂，几乎没有时间结识瑞典科学家。
另外，居里夫人今年夏天身体欠佳，此时尚未康复。
我希望请求您准许我们推迟行期及讲演日期。我们可以在复活节前往斯德哥尔摩，如能允许在六月中旬前往则更佳。
秘书先生，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引述过这些客套的公文之后，我们还应该引用另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出人意料，而且令人惊讶。信是玛丽用波兰文写给她哥哥的。写信日期值得注意：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这是斯德哥尔摩公开宣布获奖后的那一天，是个光荣的日子！在这一时刻，玛丽应该为自己的胜利陶醉才对。她的探索历程的确非同凡响，妇女在艰难的科学王国获取名望，此事尚属空前。她不但是第一人，而且当时也是世界上唯一享受此盛誉的女科学家。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玛丽亚·居里在写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的信中说：
亲爱的约瑟夫：
深深感谢你们二位写来的信。别忘了代我向玛妮西娅（约瑟夫的女儿）表示感谢，她的短信写得真好，让我极为喜悦。我一抽出空来，就给她写回信。
十一月初，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时间不算长，可现在仍然有点咳嗽。我去看了朗德利约大夫，他检查了我的肺，没发现毛病。他说我贫血，可我自我感觉身体很结实，现在比秋天做的工作还多，并不觉得太疲惫。
我丈夫去了一趟伦敦，接受颁给我们的戴维奖章。我身体疲惫，没跟他一道去。
我们得到了一半诺贝尔奖金。我不知道确切数目是多少，相信大约是七万法郎。这对我们是笔巨款。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也许要等到我们去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吧。我们还得在十二月十日后六个月内，去那里履行演讲义务。
我们没去参加颁奖仪式，因为安排旅行太复杂了。我身体也不够好，承受不住长途旅行（一连坐四十八小时火车，要是中途停车，恐怕时间更长），尤其忍受不了在严寒的冬季去那个寒冷的国家。要是去了，也只能停留三四天，而且会长时间打乱课程。
来函、摄影师和记者，这些都快把我们淹没了。真想挖个地洞藏起来求得一点平静。我们收到来自美国的邀请，要我们就自己的研究作系列讲座。他们问我们希望得到多少报酬。不论他们出的条件如何，我们都打算拒绝。我们费了很大工夫才逃脱人们想为我们举行的一场场宴会。人们见我们拒绝时态度坚决，才知道真的没办法了。
我的艾莱娜很好。她去一所很小的学校上学，离家挺远。在巴黎难得找到对小孩子适宜的好学校。
亲切亲吻你们，请不要把我忘了。
“我们得到了一半诺贝尔奖金……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一个不久前自愿放弃财富的人写出这种话，显然意义非同寻常。如雷鸣般响亮的名声、报界和公众的敬意、众多正式的邀请、从美国架起的金桥，玛丽提起这些却像在诉苦。诺贝尔奖忽然间使皮埃尔·居里和她本人成为名人，可在她眼里，这个大奖仅仅意味着七万金法郎。由于这是瑞典同行对两位科学家研究工作的褒扬，因此，接受这笔钱并不“违反科学精神。”这笔钱既可以把皮埃尔从繁重的教学工作中拯救出来，也对他的健康有益！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日，这张带给他们幸福的支票交给了银行在戈贝林路的支行，夫妇俩微薄的一点点存款就在这家银行里。皮埃尔终于可以辞去物理学校的教书苦差事，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保罗·兰格文可以接替他。居里夫妇自己花钱雇了一位实验室助手。这么做比等待大学保证提供却始终不来的合作者快得多，也简单得多。玛丽以借款名义寄给德卢斯基夫妇两万奥地利克朗，帮助他们开创疗养院。这笔小小的财富不久又有所膨胀。玛丽·居里和埃都亚·布朗利分享了五万法郎的奥斯利奖金。他们把自己的钱平分成两部分，一半买了法国公债，另一半买了华沙市债券。
在那本黑色账簿里，还能发现几笔其他奢侈开销的记载。其中有给皮埃尔的哥哥和玛丽的姐姐们的赠款和借款，尽管他们十分慷慨，但受赠者却极力谦让，最后仅仅支出不大的数目。另外还有捐给科学团体的款项。
在赠款项下有：波兰的学生、玛丽一位童年时的朋友、实验室助理们、赛弗尔学校一位生活困难的女生……玛丽回忆起一个贫穷女人的名字：德·圣—奥宾小姐，现在成了科兹罗夫斯卡夫人，这位夫人非常善良，以前教过她法文。她出生在法国迪耶普，后来定居波兰与当地人结了婚。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回到出生地看看。玛丽写信给她，邀请她来法国，在家里接待她，还为她支付了从华沙到迪耶普的旅费。那位善良的夫人一说起这桩没料想到的巨大快乐，就泪流满面。
玛丽的善意施与既明智又恰到好处，丝毫也不张扬。她不会一时心血来潮慷慨到不量入为出的地步。她打定了主意，要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要量力而行，以便使提供的帮助能够持久。
她也没忘记自己。她在凯勒曼大道那所房子里装了个“现代”浴室，给一间需要修整的小屋子重新贴了壁纸。可她从来没想过为了庆祝获得诺贝尔奖，该为自己买顶新帽子。另外，她坚持要皮埃尔辞去在物理学校的教师职务，可她自己却继续在赛弗尔学校教书。她热爱自己的学生，觉得身体还好，可以胜任继续教课，毕竟这能保证让她得到薪水。
人们也许觉得，在名望向两位科学家敞开胸怀的时候，笔者却喋喋不休，细细描述他们的开销，这念头未免太怪了！也许我还应该描述一下大批人群和好奇的各国记者，这些人把居里家的房子团团围住，也围住拉赫芒德路上那间小棚屋看热闹。我也许还应该数数堆满那张大工作台的电报和千百篇报纸文章，还该说说有两位物理学家摆出姿势供人拍照的情况。
可我不愿叙述这种事。我知道，从这时开始，这种喧闹给我父母带来的只有不快。我们不该借助这种方面的证据寻找他们的满足感，而应该从别处寻找。瑞典科学院的成员们重视他们的发现，这让皮埃尔和玛丽很高兴。从成堆的祝贺函件中，他们很高兴找到自己崇拜的人热情洋溢的贺词。亲属们的喜悦让他们感动。他们欢迎那七万法郎奖金，因为这减轻了捉襟见肘的贫穷生活的压力。至于其他事情，许多人可以为这类“其他事情”卖力气，而且往往为此干出不屑的事情来，可他们却觉得是一种痛苦和折磨。
他们与同情他们的公众永远无法相互理解，因此无法融合。在一九〇三年，居里夫妇度过的也许是生活中最可悲的时期。他们正当年富力强，天才加经验，可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棚屋里成功发现了镭，这种元素让世界感到惊奇。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里还有探索其他未知财富的可能性。他们想要工作，他们也必须工作。
荣誉不注重将来，皮埃尔和玛丽却要为将来努力。但是，荣誉降临到两位天才的头上，尽全力掣肘，试图阻止他们的发展。诺贝尔奖颁授给了这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夫妇，消息公布后，千百万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对夫妇身上，其中有男人有女人，有哲学家有工人，有教授有商人，也有上流社会的人士。这千百万人将自己的善意赠给居里夫妇，但是却要换取巨大的回报！两位科学家已经提前向他们赠送过自己的发明，那是一种能帮助人类对付可怕疾病的手段，是一种知识产权的资本，然而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满足。尽管对放射性的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可他们已经把它归入已经大获全胜的类别，不是帮助其发展，而是忙着体会其诞生时的种种特殊细节。他们想要打探这对惊人夫妇的隐私，因为这对夫妇的双料天才、公开的生活和彻底的忘我精神已经创造出一个传奇故事。人们带着敬仰的热情打乱了夫妇俩的生活，他们既是大众心中的偶像，也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人们夺走了他们唯一希望拥有的财富：思索和宁静。
这一时期的报纸上，往往登载皮埃尔或玛丽亚的照片，文字把玛丽形容为一个“金发年轻女子，身材苗条，容貌高贵”，或者“迷人的母亲，既有细腻而敏锐的感觉，又有对深奥事物的好奇精神”。报纸上还登载其他照片，有他们“可爱的小女儿”，也有蜷缩在餐厅火炉旁的猫儿迪迪。照片旁边还有生动的文字，或描写这套小房子，或描写那间实验室，这两个地方虽然清贫却是吸引两位物理学家独自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在报纸上的描述中，凯勒曼大道上的这所房子成了“圣贤之宅”，被描绘成“远离巴黎尘嚣，在偏僻寂静地区的一所漂亮房子，在城堡的庇荫下，包容着两位伟大科学家亲密的幸福生活”。
那间棚屋也出了名：
在伟人祠(1)后面，有条狭窄黑暗的荒凉小径，如情节生动的旧小说插图上的街道，这就是拉赫芒德路。崎岖不平的人行道旁边，从肮脏破败的房屋之间，能看到一片简陋可怜的木棚屋板壁，这便是位于市立理化学校的那间实验室。
我穿过一个院子，那里的墙壁经历过世代风雨的严酷侵蚀。接着我踏进一个回荡着脚步声的孤寂拱门，进入一个潮湿的死胡同。胡同一角有棵半死不活的树，扭曲着挣扎在木板壁之间。这里矗立着几座狭长低矮的小木屋。透过窗玻璃，只见屋里有一个个稳定的小火苗发出的光亮，还能看到各式各样玻璃器皿。没有声音，四周一片阴郁的寂静，就连城市的喧嚣也不能深入此地。
我随意敲了一扇门，推门走进一间实验室，里面的设备简陋得令人吃惊。没有地板，只有凹凸不平的生土地面，石灰墙壁破败不堪，天花板木条震颤，尘埃蒙蔽的窗户只能射进微弱的光线。一个俯身在复杂仪器上操作的年轻人抬起头说：“居里先生在那边。”说完便接着埋头工作。几分钟过去了。屋里很冷。一个水龙头滴答滴答响着，两三个煤气炉子在燃烧。
终于有个人走了进来，这人高挑个头，身材瘦削，清癯的面孔上花白胡子十分蓬乱，头上戴了顶不成形状的小软帽。这便是居里先生。
（作者：保罗·阿克，《巴黎回声报》）
名声是一面令人惊异的镜子，有时忠实，有时却像游乐园的哈哈镜一样失真，专门捕捉住最无关紧要的姿势，夸张成漫画映像，投射出去成为千百幅特定的画面。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的“酒店歌舞表演”题材。报纸刚刚报道出，居里先生和居里夫妇意外丢失了部分镭盐，蒙特玛特剧院便立刻上演了一出讽刺活报剧。剧中，他们把自己反锁在棚屋里，不允许任何人入内，自己亲自清扫地板，以滑稽的动作搜索舞台上的每一个角落，寻找丢失的材料。
关于这个事件，玛丽在写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最近，我们遇到一桩极大的不幸：在一次精密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镭的存量。我们至今仍然无法明白这次灾难的原因。为此，我被迫推迟了镭原子量的研究工作，按照原计划，这项工作本来该在复活节前开始的。我们俩都感到惊惶失措。
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她唯一关心的镭，她对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写道：
这种不幸的材料，我们有可能成功制取出更多的数量。为此，我们需要矿石和金钱。我们如今有了钱，但是，迄今为止尚无法弄到矿石。他们并没有让我们失去希望，他们不愿卖给我们矿石，也许到头来还是有办法得到的。这样还能继续制取。但是，你知道从几吨矿石中提取这一丁点镭要耗费多少时间，付出多少耐心和金钱啊！
这便是玛丽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第十三天遇到的焦心事。在这十三天中，整个世界却在搞着一项发现：居里夫妇。一对“伟大的夫妇”！但是，皮埃尔和玛丽并不具有他们所说的特征。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皮埃尔·居里写信给乔治·古伊说：
我亲爱的朋友：
我很久以前就想给你写信，请原谅我未能早写，这都是由于我们目前过的这种愚蠢生活。
你已经看到这种突然兴起的镭热潮了。我们体验到了出名时刻的种种好处。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追随我们，甚至在报纸上复述我女儿与保姆的谈话，描写我家里那只黑白小花猫。我们收到许多信函，接受各种怪人的采访，与众多没有出名的发明家见面……还有大量索取钱财的要求。最后，还有收藏亲笔签名的人、赶时髦的人、上流社会的人，有时甚至还有科学家，他们都到拉赫芒德路上你了解的那间显赫房子里看我们。结果，实验室片刻不得安宁。到了晚上，还得写许多封信发出去。照这样，我觉得自己彻底变成个傻瓜了……
居里夫妇承受住了贫穷、过度劳累，甚至毫无怨言地承受了人们的不公平对待。如今，他们第一次无法忍受这种奇怪的神经紧张了。他们享受的荣誉越多，心里的紧张也越强烈。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日，皮埃尔·居里在写给乔治·古伊的信中说：
……你能看出，此刻我们走运了，但是好运总是伴随着无限的烦恼。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不平静。有些日子里，我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我们简直梦想着过野人的生活，远远离开人类！
皮埃尔·居里写给查尔斯·埃都亚·纪尧姆的信中说：
……人们不断要求我们写各种文章做许多讲演，再过几年，向我们提这种要求的人会觉得奇怪，怎么我们什么工作也没做……
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五日，皮埃尔·居里写给查尔斯·埃都亚·纪尧姆的信中说：
我亲爱的朋友：
我的演讲在二月十八日举行。报纸上的消息不准确。由于这则错误消息，我收到二百封信，要求提供入场券，我实在无法一一回复。
关于弗拉玛利翁的演讲，我绝对无法克服自己的懒惰。我渴望在一个禁止演讲、迫害新闻记者的安静地方过平静的日子。
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四日，玛丽·居里写信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说：
……嘈杂喧嚣没完没了。人们竭尽全力妨碍我们工作。现在我决心鼓起勇气，拒绝客人来访——但是人们照样要打扰我。我们的生活让荣誉和名声彻底毁掉了。
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九日，玛丽·居里写信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说：
亲爱的约瑟夫：
最诚挚地祝你生日快乐。祝愿你身体健康，全家人生活美满。我还要祝愿你们永远别像我们这样被信函掩埋在下面，也不要像我们这样成为攻击的对象。
我后悔把收到的信都扔掉了。其实这些信是有意义的。其中有歌颂镭的十四行诗和其他诗歌，有各种发明者写来的信，有热情的人们写来的信，还有许多信富有哲理。昨天，一个美国人来信询问，是否允许他使用我的名字为一匹赛马命名。自然还有成百上千的人要求签名，要求赠送照片。我很少回复这种信，不过读这类信浪费了不少时间。
一九〇四年春天，玛丽·居里在写给表姐亨利埃塔的信中说：
我们平静的生活和辛勤的劳作完全乱了套。我不知道将来能否恢复平静。
以上引用的信件中表示的愤怒、悲观甚至可以说是痛苦，并非子虚乌有，两位科学家的内心中失去了平静。
后来，玛丽写道：
我们长期透支体力，工作的物质条件太差，导致身体疲惫不堪，出名了更受到人们不间断的打扰。我们心甘情愿的孤独生活被粉碎，这让我们感到真正的痛苦，完全是一场灾难。
作为补偿，荣誉也本该为居里夫妇带来某些利益，例如：职位、实验室、合作者和久已盼望的贷款。但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他们焦急的等待一直得不到结果……
我们接触到皮埃尔和玛丽感到痛苦的一个根本原因了。法国是最后才认识到他们价值的国家，直到他们获得戴维奖章和诺贝尔奖后，巴黎大学才终于为皮埃尔·居里创造了一个物理学教授职位。这一点让这对夫妇感到悲哀。来自外国的奖励使他们在成功做出重大发现时的孤苦状况更显突出，这种状况看来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变。
皮埃尔想到过去四年中申请无果的几个职位，只有理化学校在有限的力量范围内给了他鼓励和支持，于是决定仅仅对这一所学校公开表示自己的敬意。他在巴黎大学对众多听众做的一次演讲中，提到那间旧棚屋的简陋情况和在里面创造的奇迹，他说道：
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我们的所有研究都是在巴黎市立理化学校进行的。
在取得各种科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环境影响极其重要，部分研究成果就是在环境影响下取得的。我在这所物理学校工作二十余年，第一任校长舒尔曾伯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记得当时我还仅仅是个实验室助手，而他为我提供了研究工作所需的条件，并允许居里夫人来我身边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我对此深表感谢。现任校长劳思先生和加利埃先生对我保持了同样的善意。
这所学校的师生构成了一个友好而高效的教学圈子，对我有极大的益处。我们研究中得到的友情与合作均来自这个教学圈子。我能在这里向他们致谢感到十分高兴。
居里夫妇厌恶名望，这除了他们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浪费时间的恐惧外，还有其他原因。
皮埃尔有超然物外的天性，他本着自己一向坚持的原则，抵抗声望对他的冲击。他憎恨等级划分，觉得班级里学生论成绩排名次十分荒谬，也认为给成人颁授奖章就像给学生颁奖一样纯属多余。他拒绝接受荣誉勋章，他在科学领域中也坚持同样的态度。他缺乏竞争精神，在“发现竞赛”中，同行胜出从来不会让他感到难过。他往往会说：“要是别人发表了某种研究成果，而我没有发表，那又有什么关系？”
这种近乎超人的漠然态度对玛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不过，她逃避别人赞美并不是为了效仿丈夫，也不是为了服从他。对抗荣誉不是她的原则，而是她的本能。在无数好奇的眼神瞪视下，她便会感到难以抑制的胆怯，一种痛苦的感觉让她不知所措，甚至能让她感到头晕目眩，身体不适。
另外，她的生活太忙碌，要承担各种义务，不容她浪费一丝一毫的精力。居里夫人要同时挑起几副重担，她要工作，要管理家，既要当好妈妈，又要教好学生。她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就像演杂技踩钢丝，只要再增加一种额外的“角色”，她的平衡就会打破，就要从钢丝绳上掉下去。玛丽已经是集妻子、母亲、科学家、教师为一身，再也抽不出一秒钟来扮演名人角色了。
皮埃尔和玛丽尽管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但殊途同归，都拒绝荣誉。人们也许认为，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接受荣誉的方式也许不同。皮埃尔也许出于冷漠，玛丽也许出于虚荣……其实根本不是这种情况。这两个人的灵魂像他们的头脑一样，具有同等品行。这对夫妇历经磨难，也成功熬过这次磨难，逃出荣誉的劫难后仍然保持着团结。
我不得不承认，我热心寻找违反规律的例证，心里也感到残酷。我当然希望，母亲取得科学上的非凡成功与声望也该有片刻的幸福感觉。这种独特的探索竟然让女英雄时时遭受苦难，让我觉得太不公平。我多希望在一封信的结尾或一次私下交谈中，找到一丁点自私而骄傲的痕迹，或发现一声胜利后的感喟。
这是个幼稚的希望。尽管玛丽让人捧成了“著名的居里夫人”，但她只有在实验室的静谧中，或者在家庭的亲密气氛中，才会感到幸福。她一天比一天更谦卑收敛，更加不引人注意，为的是避开那些硬要把她拉去抛头露面的人，避免成为“明星”，要是成了那种人，她自己也会认不出自己了。在许多年里，遇到有陌生人凑近询问：“你是居里夫人吗？”她便会克制住心头的微微惊悸，用平淡的声音回答道：“不是，你弄错了。”
在崇拜者面前，或者在当时的权贵面前时，尽管这些人把她奉若君主，但她会像丈夫那样，仅仅露出惊讶和疲惫的神色。她会设法掩饰自己的厌倦，但仍然会露出厌烦神情。如果人们喋喋不休谈论她的发现和她的天才，她便会感到无法忍受的厌倦。
关于居里夫妇的千百桩轶事中，有一件十分典型，可代表他们对皮埃尔叫做“宠幸”的反应。一天，这对夫妇应卢贝总统之邀，去爱丽舍宫赴晚宴。席间，一位夫人走近玛丽问道：
“我可以引你去觐见希腊国王吗？”
玛丽的回答嗓音温和，口吻天真而礼貌，不过说的是真心话：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处。”
她注意到这位夫人惊呆了。接着，她自己也吓坏了，因为刚才她没认出这是谁，可她是卢贝夫人。她脸红了，连忙改口：
“不过……不过……当然啦，既然您要求，我当然遵命。我遵命。”
居里夫妇从来喜欢“像野人一样生活”，如今，他们寻求离群索居有了另一个理由：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光顾偏僻乡村比以前更加频繁，在乡下客栈过夜时就用假名字登记。
但是，他们最好的伪装还是自己的本来面目。想象一下这幅画面吧：一个穿着随便的高个头男子，笨手笨脚地推着自行车，走在布列塔尼一条杳无人迹的路上，陪在他身旁的那位年轻女子穿戴像个村姑，谁会想到他们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呢？
就连目光最敏锐的内行也难以认出他们。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巧妙跟踪两位物理学家，发现他们在普尔度，便在他们住宿的一间渔家茅舍前停下脚步，不知该上哪儿寻找了。他的报社打发他来采访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可她上哪儿去了？他得找人打听打听……门口石台阶上坐着个赤足女人，正从拖鞋里往外抖沙子。就向这个女人问问吧。
女人抬起头，一双灰色眼睛看着这个不速之客……记者突然认出，这就是报纸上登过千百幅照片的那张面孔。就是她！记者惊愕片刻，连忙坐在她身旁，掏出记事本。
眼看没路可逃了，她只好无可奈何用短句子回答采访者的问题。是的。皮埃尔·居里和她一道发现了镭。是的。他们还在继续研究……
回答的同时，她挥动拖鞋，在石台阶上磕打，把里面的沙子彻底抖干净，然后把鞋子穿上，一双纤足已经让石头和荆棘划伤了。这真是一位记者最不能错过的机会！他有幸亲眼看到她“私生活”中的一幕……这位机敏的记者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几个非同寻常的问题，想要玛丽说出心里话，谈谈她的年轻时期、工作方法或妇女献身研究的心理……
然而，这张惊讶的面孔此刻已经转开了。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束语，她只简单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她常常挂在嘴上，就像一句箴言，可这句话比一本书更能彰显她的性格，更能描绘出她的生活，也更能归纳出她从事的事业：
“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事而不注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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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伟人祠：法国人在巴黎供奉民族伟人的建筑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