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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九日

星期四来临了。早上,天空昏暗,阴雨不停。居里夫妇虽然一心想着工作,却无法把四月份梅雨带来的阴郁从心头抹去。皮埃尔要去参加理学院教授协会的午餐会,随后要找出版商高提耶—维拉斯校订书稿,最后要去科学院。玛丽也有几样事情要做。

早上夫妇俩一片忙乱,几乎彼此没照过面。皮埃尔在楼下大声问玛丽,去不去实验室。玛丽正在楼上给艾莱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说也许今天没时间去,周围太嘈杂,压过了她的声音。前门砰地一声关上了。皮埃尔匆匆离去。

玛丽在家里与两个女儿和居里大夫吃午饭的时候,皮埃尔在当顿路的苏西埃泰·萨旺特饭店与朋友们亲切交谈。他喜欢这种平静的聚会,参加者谈工作、谈巴黎大学和研究情况。开始时的一般交谈后来转向实验室发生事故的话题,皮埃尔立刻提出,他支持制定一项计划,减少实验人员可能遭受的危险。

将近两点半的时候,他起身对大家微笑致意,与让·佩林握手道别,说是晚上还要与他见面。到了门口,他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带着忧郁神情,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接着,他撑开手里的大雨伞,在倾盆大雨中走向塞纳区。

到了高提耶—维拉斯那里,他见所有的门都关着:发生了罢工。他离开高提耶—维拉斯的房子,沿多非纳路走去。这条路十分嘈杂,马车夫的喊叫声和邻近铁轨传来的电车煞车声响成一片。巴黎旧城区这条街道车水马龙,拥挤不堪。两个方向的马车勉强能在马路上通过,在下午这个时间,狭窄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无数行人。皮埃尔本能地避开人流,挑人少的地方走,有时走在石砌的路沿上,有时干脆走下车道,他脚步踉跄,心里还在沉思。当时他两眼出神,心事重重,想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在想他的实验?是在想他的朋友欧班的研究工作?这位朋友准备提交科学院的论文此时就装在他的衣兜里。要不就是在想玛丽?

他在沥青路面上已经走了几分钟,一直跟在一辆速度缓慢的出租马车后面,朝诺夫桥走去。到了这条路与码头路交叉的路口,喧闹声非常强烈。沿河岸有一条通往协和宫的电车轨道。一辆两匹马拉的载重货运马车出现在桥头,马匹一路小跑,越过铁轨,拐上多非纳路。

皮埃尔想要横穿马路,上对面的人行道。他心不在焉,忽然从刚才那辆挡住他的出租马车后面闪出身来。出租马车的方车厢遮挡了他的视线,他没看到对面驶来的马车。他连忙朝左边走了几步,却撞上一匹喷着热气的牲口。这是一匹拉着载重货车的马。当时货车正好与那辆出租马车错车,两车距离近得要命。皮埃尔一惊,动作更加笨拙,想要抱住马脖子,可是马儿突然前蹄腾空。路面很湿,科学家后跟一滑,倒在沉重的铁蹄下。一声惊呼引来十几声惊恐的呼喊。行人纷纷高喊:“站住!站住!”车夫拉紧缰绳,没有用处,拉车马并不停下。

皮埃尔倒下了。他不但活着,而且没有受伤。他没有喊叫,几乎一动也没动。马蹄从他身体两边踏过,接着是马车的前轮。也许可能出现奇迹。巨大的载重马车上装着六吨货物,继续往前移动了几码。马车的左后轮碰上一个脆弱的障碍物,轻而易举便将他碾碎了:那是一颗头颅,是一个人的前额。颅骨碎了,红色的东西溅在泥泞中。那是皮埃尔·居里的大脑。

警察抬起余热尚存的尸体,生命已经在片刻之前离开了这个身体。警察一连叫了几辆马车,但车夫都不愿把一具沾满泥污的血淋淋尸体装在自己的马车上。几分钟过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群围着那辆停下来的货车,向无辜的车夫路易斯·马宁发出怒吼。最后,两个人抬来一副担架,将死人抬到一个药房,其实完全没有用处。后来才抬到附近一个警察派出所。人们取出他的钱包,核对了他的证件。消息传出来,说死者是著名科学家皮埃尔·居里教授,围观的人群加倍骚动,警察不得不出面保护,才使车夫马宁免遭拳脚。

医生德胡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沾满泥污的面孔,察看他头颅上的创口。二十分钟前还是完整的头颅,如今变成了十六块碎骨头。人们通过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大奥古斯汀路上这个不知名的警察派出所里,一位所长和一个秘书出于礼貌到场表示对死者的同情,这位物理学家的实验室助手克拉克先生俯身恸哭。那位涨红了面孔的车夫也在哭泣。

皮埃尔躺在人群中,额头上缠着绷带。他的脸没有受伤,露在外面,现在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

那辆货车有二十英尺长,车里装满了军装,此时停在派出所门外。雨丝一点点冲刷掉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两匹年轻强壮的马儿为主人不在而稍感惊恐,马喷着响鼻,马蹄不安地踏着路面。

灾祸降临到了居里家。几辆汽车和出租马车沿旧城墙驶来,仿佛拿不定主意似的,在空旷的大道上时而停下,时而缓缓行驶。共和国总统府的代表按了门铃,听说“居里夫人还没有回来,”便离去了,并没有说明来意。门铃再次响起,这次,理学院的院长保罗·阿佩尔、让·佩林走进屋子。

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居里大夫和一个佣人。他们对如此重要的人物来访觉得诧异。大夫朝两名客人走去,察觉到了他们慌乱的表情。保罗·阿佩尔奉命先向玛丽报丧,因此没有对她公公解释,神情十分尴尬。老人无法长时间压住心头的疑惑,他并不提问,说:

“我儿子死了。”

听完那场事故的叙述,他满面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悲愤交加。居里大夫亲情与绝望一齐迸发出来,责怪儿子事事心不在焉,结果付出了生命代价。他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痛心的责骂:“真不知道这小子当时做的是什么梦!”

六点钟,锁孔里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生气勃勃出现在客厅门口。从朋友们过分恭敬的态度中,她隐约觉察到了哀悼的迹象。保罗·阿佩尔重新叙述了事故经过。玛丽凝住了,一动也不动,仿佛根本没有听懂他们说的话。她并没有倒在他们亲切伸出的胳膊里,没有痛哭,甚至没有发出一个呻吟,像个泥塑木雕一样没有生气,也没有感觉。在死寂中过了很久,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动,低声提了个问题,仿佛渴望听到否认的答复:

“皮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突然降临的灾难能让一个人发生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短短几分钟里发生的事件,对我母亲的性格、对她的命运、对她女儿们的命运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玛丽·居里并没有从一个幸福的年轻妇人变成个心灵无法安慰的寡妇。她发生的蜕变不是表面的,却非常深刻严重。玛丽内心思绪的错乱和莫名的恐惧太狂暴了,无法通过哭诉或谈话发泄出来。从“皮埃尔死了”几个字传进她意识的那一刻起,她的心便永远笼罩在了沉沉的莫名孤寂中。在四月的那一天,居里夫人不仅变成一名寡妇,也变成了一个无法救治的可怜女人。

目睹了这幕悲剧的人们都感觉到了,一道无形的墙壁将她与他们分隔开来。玛丽听不见他们哀伤的安慰。她眼睛里没有泪水,面色苍白灰暗,回答几个紧迫问题也极为勉强。她吐出几个字眼,拒绝法律调查所需的尸体解剖,并要求把皮埃尔的遗体送回家。她请求佩林夫人在今后几天照料艾莱娜,给华沙发了个电报说:“皮埃尔死于车祸。”然后她走到花园里,坐在雨中,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捧住脑袋,眼睛视而不见,两耳听而不闻,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她的伴侣。

人们首先给她送来从皮埃尔口袋里发现的几件遗物:一枝自来水钢笔、几把钥匙、一个钱包、一个还在走的完整手表。最后,在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子,借着暮色看见那张平静和蔼的面孔。

担架吃力地缓缓穿过狭窄的屋门。安德烈·德比尔纳去警察派出所运回良师益友的遗体,这时又是他挑起这副悲哀的负担。他们把死者停放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玛丽就与丈夫独自待在里面。她亲吻他的脸,亲吻他依然柔软稍带温热的身体,亲吻他还能屈伸的手。入殓时,人们强行把她拉走,免得让她看到那不祥的过程。她迷迷糊糊服从了,接着忽然觉得不能让人白白夺走这几分钟时光,也不能允许别人照料这具血污的遗体,她又冲上去抱住他的遗体不放。

第二天,雅克·居里来了,玛丽这才放松了紧绷着的喉咙,也打开了眼泪的闸门。单独面对着这一生一死的两兄弟,玛丽再也忍不住,终于开始哭泣。后来,她重新挺起身,在房子里来回走动,询问艾芙是否照常梳洗过。她走到院子里叫艾莱娜,孩子正在佩林家玩积木,她便隔着栅栏跟孩子说话,告诉孩子说,爸爸脑袋上受了重伤,需要休息。这无忧无虑的孩子便回去接着玩积木。

几个星期过去了,玛丽不愿当着别人面说出心中的悲苦,便陷入沉沉孤寂,心灵的孤寂有时让她痛苦得不禁放声高喊出来,她在一个灰色封面的笔记本里,用颤巍巍的笔迹倾诉让自己感到窒息的心声。这几页泪渍斑斑的文字笔迹潦草,只有不多几段可以发表。她在用文字与皮埃尔交流,她在呼唤他,向他提问。她尽量把那场变故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这场悲剧把他们夫妻拆散,让她此后永远受到心灵的磨难。这是短短一篇日记,是玛丽第一次写日记,也是她唯一保留下来的几段日记。其中反映出这个女人生活中最悲痛的几个时辰。

……皮埃尔,我的皮埃尔,你像个可怜的伤员一样静静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脑袋上缠着绷带。你的表情那么温和从容。你还是那副沉思的模样,深陷在自己的梦想中。我以前说你有两片贪婪的嘴唇,可如今这嘴唇变得毫无血色。你的小胡子变得花白。你的头发几乎看不见了,因为伤口就在额头上面。右面还能看见碎裂的骨头。啊!你受了多大的痛苦,流了多少鲜血,把衣服都染红了。你这颗可怜的头颅受过多么可怕的撞击啊!我以前常常双手抚摸你的脑袋,亲吻你的眼皮,你就闭上眼睛让我亲吻,用熟悉的姿势把脑袋伸给我……

……星期六早上,我们把你装进棺材,当时我捧着你的脑袋。我们最后一次吻了你冰冷的脸。后来,我们往棺材里放进花园里采来的长春花,还放了一幅我的照片。就是你喜欢的那幅照片,你管它叫“可爱的小学生。”这张照片一定要陪在你身边,因为照片上的那个女子因为使你高兴而幸福。你与她仅仅见过几次面,便毫不迟疑地请她与你共同生活。你常常告诉我说,你生活中办事毫不迟疑仅有这一次,而且完全相信自己没做错。我的皮埃尔啊,我也相信你这事没做错。我们是天生的一对,不能不结合在一起。

你的棺材已经盖上,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我不允许他们用可怕的黑布蒙住棺材,我在上面洒满了鲜花,自己坐在旁边。

……他们来了,要运走你。那是一群悲伤的人。我望着他们,没有对他们说话。我们把你运回西奥克斯,把你放进深深的墓穴。后来,一批庄严肃穆的人们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们想把我们带走。雅克和我拒绝离开。我们要看到一切都办妥。人们填上墓穴,在坟墓上摆了一束花。一切都结束了。皮埃尔长眠地下,一切都完了,一切,一切都完了。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人。皮埃尔·居里在雨中暴死于泥泞的多非纳路,这条消息激起公众的惊骇。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报道这一悲痛的事故。无数唁电唁函纷纷发往凯勒曼大道上的这所房子,落款者中有国王、部长、诗人、科学家,也有许多不知名的人士。在这一捆捆函电、文章中,能看到一些动情的哀悼:

凯尔文勋爵:

惊悉居里去世,极为悲痛。葬礼何时举行?我们明早赶往米拉勃饭店。

马斯兰·伯特洛:

……噩耗传来,如遭霹雳。这位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和人类已经做出诸多贡献,科学和人类还在期待这位天才做出更多的贡献!一切期望顷刻化为灰烬,一切成就均变成不可磨灭的记忆!

李普曼:

我失去了一个兄弟。以前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与您丈夫的感情联系竟如此密切。

夫人,我也感到切肤之痛。

皮埃尔·居里的实验室助手查尔斯·切夫纳:

我们许多人真诚地崇拜他。除了我的家人外,他便是我最敬爱的人之一。他对最卑微的合作者也体贴入微,关爱备至,施与博爱,我们都崇拜他。噩耗传来,他的实验室助手无不痛哭,我从未体验过如此真诚的悲哀。

玛丽从此被称作“杰出的寡妇”。她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这次也要逃避名望的袭扰。为了避免举行官方追悼仪式,玛丽将葬礼提前到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举行。她拒绝人们列队送葬,拒绝官方代表到场,拒绝名人发表演说,只求以最简单的仪式将皮埃尔葬在他母亲安息的西奥克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阿里斯蒂德·布里安不顾她的要求,坚持以体恤的姿态跟随着皮埃尔的亲友,将皮埃尔的遗体默默送往那个遥远的郊外墓地。

新闻记者躲藏在坟墓之间,观察着身穿重丧服的玛丽:

……居里夫人挽着她公公的胳膊,跟在丈夫的灵柩后面,走到栗树遮阴的墙脚墓穴前。她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坚定的眼神一如既往。后来有人在墓旁献上一束鲜花,她突然抓起花束,摘下花朵,一朵朵撒向灵柩。

她的动作缓慢而镇定,如入无人之境。送葬的人群深为感动,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也没有人喃喃议论。

葬礼主持人要求居里夫人接受送葬者的吊唁。她这才默默放下花枝,离开墓穴,返回她公公身边。

(《新闻报》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以后几天里,巴黎大学和所有将皮埃尔·居里视为自己成员的国内外团体均发表文章或谈话,颂扬这位去世的科学家。亨利·普安加瑞在科学院追忆他的朋友时称颂道:

凡了解皮埃尔·居里的人都知道,与他的友谊交往持久而令人愉快。他高雅的魅力源自他的谦恭、真诚、正直和优秀。

谁能相信,在他温和的表面下竟深藏着不屈的灵魂?他坚持着高尚的原则,决不为之妥协。他热爱的高尚原则来自他的教养。那是绝对真诚的典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这些原则也许标准太高。我们屈从人性的弱点,往往做出千百种小小的让步,但他决不肯屈从。在他看来,他对这种原则的崇拜与他对科学的崇拜是不可分割的。他以自己的行为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让我们认识到,对真理朴实而纯洁的热爱可以产生多么崇高的责任观念。人们信仰何种神不是关键,创造奇迹的不是神,而是信仰。

玛丽在日记中写道:

……葬礼后第二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了艾莱娜,她当时仍然待在佩林家……她起初并不理解,没说什么话就让我走了。后来,她好像哭了,嚷着要找我们。回家后她哭了很久,然后去找小朋友们,好把这事忘掉。她并不询问具体情况,起初还不敢说起父亲。她见了人们给我送来的丧父显得惊悸不安……现在,她似乎根本不再想这事了。

约瑟夫和布罗妮娅都来了。他们真好心。艾莱娜找伯父和舅父玩耍;艾芙在屋子里到处蹒跚走动,由于不懂事,在发生各种事情的时候照样欢笑玩耍。人人都在交谈。我守着皮埃尔,守着躺在灵床上的皮埃尔。

……皮埃尔,你死后那个星期日的早上,我陪雅克走进实验室。这是你死后我头一次去那里。我想继续为那条曲线做测量,就是你和我都做过几个点的那个测量。可我觉得无法进行下去。

走到路上,我觉得像是受了催眠术,对什么都无法留意。我不会自杀,甚至连自杀的念头都没产生过。但是,马路上那么多车,难道不会有一辆让我也得到与爱人同样的命运吗?

居里大夫、他的儿子雅克、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布罗妮娅,大家注意着这个身穿丧服的妇人,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心里都觉得恐怖。玛丽表情平静冰冷,仿佛变成一部机器,甚至看到孩子们都不能唤起她的感情。她举止呆板,神情恍惚,虽然身体没有跟随死去的丈夫离去,可精神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但是,活着的人们却在她周围忙乱着,为她难得想到的前途担忧。皮埃尔·居里之死引发了许多重要问题。皮埃尔未竟的研究工作命运如何?他在巴黎大学的教学工作如何应付?玛丽的前途会是怎样?

她的亲戚们压低声音讨论这些问题。大家也听取接连来凯勒曼大道家访的教育部和大学代表提出的建议。葬礼后的第二天,政府正式提出向皮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发放一笔国家抚养费。雅克把这一提议告诉玛丽。玛丽断然拒绝:“我不要抚养费。我还年轻,能挣钱养活自己和女儿们。”

她的嗓音突然变得坚强,人们从中辨别出了她往日的勇气。

校方与居里家人交换意见,但是双方均感到为难。大学倾向于继续留玛丽在学校工作。但是该给她什么头衔?留她在哪个实验室工作?要指导皮埃尔·居里的实验室,哪位教授能够胜任?

人们征询居里夫人的意见,她含混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认真考虑,不知道该怎么办……

雅克·居里、布罗妮娅、皮埃尔最忠实的朋友乔治·古伊都认为,必须替玛丽采取行动。雅克·居里和乔治·古伊将自己深信正确的方案通知了理学院院长:玛丽是法国物理学家中唯一有能力的人选,她能继续她与皮埃尔共同承担的研究工作。玛丽是唯一能代替他的实验室领导人。必须打破传统习俗,任命居里夫人为巴黎大学的教授。

在马斯林·伯特洛、保罗·阿佩尔、副院长李亚尔的竭力坚持下,当局对此采取了慷慨的姿态。一九〇六年五月十三日,理学院一致决定,将皮埃尔·居里的教授职位保留下来,由玛丽以“代课教师”名义接替。

法国大学

兹聘请科学博士、巴黎大学理学院实验室主任皮埃尔·居里夫人教授该院物理学课程。

居里夫人担任此职务的年薪为一万法郎,自一九〇六年五月开始发放。

这是法国高等教育领域首次聘任一位妇女担任这种职务。

玛丽心不在焉地听她公公告诉她要挑起的这一重担,几乎是漠然地听了其中的细节,然后简单回答道:“我可以试试。”

以前皮埃尔说过的话重新浮现在她脑海里,这就像个道德遗嘱,就像一道命令,为她指出了道路:

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玛丽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皮埃尔:他们要我继承你的职位,继续讲授你的课程,并指导你的实验室。我接受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好是坏。你常常告诉我说,希望我能在巴黎大学授课。我至少愿意努力继续你未竟的工作。有时候,我好像觉得只有这样我才愿意活下去。但有时候又觉得让我尝试这种工作简直是疯狂。

一九〇六年五月七日:

我的皮埃尔,我不能不想念你,想你想得脑袋都要炸裂了,我的理智都乱套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要这样活着,见不着你,也不能向自己生活中的伴侣微笑。

两天来,树木都萌发了绿叶,花园挺美。今天早上,我在园子里看着孩子们。我想,要是你在这里,准会觉得她们非常漂亮,准会指着开放的长春花和水仙花给我看。昨天去了墓地,我看不懂墓志铭上“皮埃尔·居里”几个字的意义。乡间美景让我难过,我把黑面纱放下,好透过面纱看世界。

五月十一日:

我的皮埃尔,我睡得还好,起床后比较平静。我是一刻钟以前起床的,现在我又想号啕大哭,就像野兽那样嗥叫。

五月十四日:

皮埃尔,我的亲人儿,我想告诉你说,你喜爱的金雀花开放了,紫藤花和山楂花也都含苞欲放。

我还想告诉你,他们任命我继承你的职务,居然有些傻瓜为此向我道贺。

我想告诉你,我已经不再喜爱太阳或花朵。一看到它们我就难过。遇上你去世那天的阴霾,我反倒觉得好些。孩子们需要好天气,我这才没有憎恨这种天气。

五月二十二日:

我整天在实验室工作,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在那里我觉得比在别的地方好。除了科学研究,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能让我觉得高兴。即使是搞科学研究,要是取得成功,一想到你不能得知,我就受不了。

六月十日:

一切都是阴沉沉的。我为生活担忧,甚至没有时间让我静静地想我的皮埃尔。

雅克·居里和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离开了巴黎。不久,布罗妮娅也要回扎科巴纳,夫妇俩去他们的疗养院团聚。

姐妹俩分别前那天晚上,玛丽做了个手势,要姐姐跟她走,把布罗妮娅带进自己卧室。虽然是炎炎夏日,可她的卧室壁炉里仍然架着木柴,生着一堆旺火。进门后,她把门锁上。布罗妮娅感到吃惊,打量着妹妹的脸,只见这张没有血色的面孔比平时更加苍白。玛丽一句话也不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硬邦邦的大包裹,外面包着防水纸。接着,她坐在壁炉前,招呼姐姐坐在她身旁。壁炉架上有一把大剪刀。

“布罗妮娅,”她喃喃道,“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她缓缓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火光下,她的手在颤抖。纸包里露出一个仔细系着疙瘩的布包袱。玛丽迟疑片刻,然后解开白色包袱皮。布罗妮娅一见里面的东西,吓得惊叫起来,那是一堆可怕的衣服和衬衣,上面带着干涸的污泥和黑糊糊的血渍。过去这么多天,玛丽一直把皮埃尔命丧多非纳路时穿的衣服留在身边。

这个默不作声的寡妇抓起剪刀,开始剪碎那件黑色外套,把布片一块块丢进火里,望着它们收缩,冒烟,燃烧,消失。突然,她停下手,疲倦的眼睛禁不住让泪水模糊了。衣服褶皱里露出一点黏糊糊的东西,那是一位天才脑袋里的遗留物,短短几个星期之前,这些物质还能产生崇高的发现。

玛丽凝视着那种腐败的物质,抚摸它们,疯狂地亲吻它们。最后,布罗妮娅把衣服和剪刀都夺走,替她剪碎丢进火中。

两姐妹一句话都没说,终于把这事做完了,连包裹的纸和她们擦手用的毛巾都统统丢进火里。

“我不忍心让没有关系的人碰这些东西。”玛丽声音哽噎地说完,朝布罗妮娅凑过去:

“你说,我可怎么活呢?我知道我非得活着不可,可我该怎么活?我可怎么活呢?”

她顿时爆发出一阵猛烈的抽噎,泪如泉涌,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抱住姐姐。姐姐扶着她,抚慰她,最后替这个精疲力竭的可怜人儿脱掉衣服,扶她上了床。

第二天,玛丽又回到了四月十九日出事以来那种状态,表情麻木,动作机械。布罗妮娅返回华沙前上火车时,觉得仿佛在跟一部机器拥抱。玛丽身穿丧服面戴黑纱,矗立在站台上一动不动,这幅景象后来久久没有从布罗妮娅心头散去。

这个家又过起了一种类似“正常的生活”,不过对皮埃尔的纪念深深扎根其中。有几天晚上,通往室外的门一响,玛丽立刻会产生片刻的疯狂念头,觉得那场灾祸不过是一场噩梦,皮埃尔·居里马上就会走来。然而,现实中,周围的人们无论老幼都露出期盼神色,等着她拿主意,等待她订出未来的计划。这个三十八岁的女人让悲哀折磨得憔悴不堪,可她如今毕竟是一家之主。

她做出了决定:整个夏天要留在巴黎,她要在实验室工作,还要为十一月开学作教学准备。她在巴黎大学讲课必须不负皮埃尔·居里的名声。玛丽把自己的笔记和书籍收集在一处,也翻阅丈夫留下的笔记。她重新开始潜心研究了。

在这个忧伤的暑假里,她的两个女儿去了乡下。艾芙跟着爷爷在切维霍斯的圣雷米村,艾莱娜跟着姨姨海拉·扎垒在海边的沃考兹。海拉为了帮助玛丽渡过难关,特意来法国度暑假。

到了秋天,玛丽觉得住在凯勒曼大道上精神再也承受不住了,便外出寻找新住处。她选择了西奥克斯。那是她与皮埃尔相遇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也是他长眠的地方。

她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居里大夫也许平生第一次觉得受到了威胁。他对儿媳说:

“玛丽,如今皮埃尔已经不在人世了。你继续跟一个老人住在一起不合情理。我本该离开你,独自生活,也可以上我大儿子那里住。你看着做决定吧!”

“不,由你来决定,”玛丽喃喃道,“你离开我们,我会非常伤心。不过这该由你自己做出选择。”

她的声音里带着焦虑。难道她也要失去这位忠实的亲戚吗?居里大夫选择跟雅克一起生活是合情合理的,他怎么愿意陪她这个外国女人,一个波兰女人……但是,她马上得到了希望的回答:

“玛丽,我愿意一直留在你这里。”

接着他又露出不愿承认的感情,补充说:“既然你愿意我留下。”说完,他匆匆转身去了花园,因为艾莱娜正兴奋地喊他呢。

一个寡妇、一个七十九岁的老人、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婴儿——这就是居里家的全部成员。

居里夫人是不幸惨死的著名科学家的遗孀。她已正式受聘继任丈夫在巴黎大学的职位,将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五日星期一下午一时半首次登台授课。

居里夫人在就职后首次授课中,将阐释气体离子理论,并涉及放射性现象。

居里夫人要在一个阶梯教室授课。这种教室只有一百二十个座位,其中大部分由学生占用。大众和新闻界也有权旁听,不过最多只能容纳二十位就座!这是巴黎大学前所未有的情形,为什么不能让居里夫人在大型阶梯教室上这第一次课呢?

这是当时报纸文章的摘录,反映出巴黎人迫不及待关注这位“著名遗孀”首次露面的心情。许多记者、社会名流、漂亮女子、艺术家等,纷纷向理学院秘书提出旁听申请,得不到“请柬”便愤愤不平。这种人并非出于同情心,不是渴望学习知识,也根本不懂什么“气体离子理论”,他们只想借玛丽在这天遭受的心灵痛苦,刺激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就连悲哀时也有人附庸风雅。

巴黎大学首次由妇女登台授课。这个女人既是个天才,又是个精神遭受过巨大创伤的妻子。这就足以引起公众对其“首演式”的关注,观众把这当成个引起轰动的场合。

中午,玛丽肃立在西奥克斯墓地,默默与前任教授作心灵交流时,人群已经挤满了那间小阶梯教室,堵塞了理学院的走廊,挤不进去的就待在外面的广场上。教室里,思想追求者与无知者鱼龙混杂,玛丽的密友与莫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最倒霉的是那些真正的学生,他们是来听讲做笔记的,却不得不牢牢占住自己的座位,免得被人排挤出去。

一点二十五分,教室里的谈话声越来越嘈杂。人们低声相互询问,伸长脖子张望,唯恐看不到居里夫人入场。在场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这可是巴黎大学聘任的第一位女教授,这位新教授一开始会说什么话?她会向部长致谢,会向大学致谢吗?她会提到皮埃尔·居里吗?当然,她无疑会按照习俗说几句称赞前任的话。然而,她的前任就是自己的丈夫,是她的研究伙伴。这是个多么火暴的“场面”!这个时刻简直激动人心,简直空前绝后……

一点三十分……后面的门打开了。全场掌声雷动。玛丽走到讲台前。她微微点了下头。这个干巴巴的动作就算是对全班学生致意。玛丽双手支撑在摆满了实验仪器的长桌上,等待掌声停止。掌声戛然而止。在这个面色苍白设法保持镇定的女人面前,一种莫名的庄严顿时让那帮看热闹的人肃静下来。

玛丽两眼直视前方,开口讲话:

“我们审视过去十年中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不能不为电学和物质研究方面的进步感到惊异……”

居里夫人紧接着皮埃尔·居里最后说的那句原话恢复讲授这门课程。

“我们审视过去十年中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这句冷冰冰的语句中隐藏着多么深沉的痛苦啊!人们任凭涌出的泪水滚到脸颊上。

这位科学家以近乎单调的坚定口吻一直讲完这天的课。她讲到电学结构、原子衰变、放射性物质等方面的新理论。她毫不迟疑地做着枯燥的阐述,授课结束后,便从同一扇小门离开教室,就像走进教室时一样干脆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