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独自一人
玛丽受到一位天才支持的时候，我们钦佩她，因为她不但能料理家务，还能承担起伟大的科学研究任务。我们似乎觉得，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在科学上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与未来等待她的生活相比，过去的生活条件简直算得上舒适了。居里夫人独自挑起的重担，会把一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勇气十足的男人吓倒。
她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供给全家生活所需，并且出色地承担起教授的职责。失去了皮埃尔·居里的杰出合作，她必须将原来与伴侣共同承担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她要指导助手和学生，此外她还有一项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不辜负皮埃尔期望的实验室，让年轻研究人员在此发展放射性这门新科学。
玛丽首先要操心的事，就是让两个女儿和公公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西奥克斯的舍敏德费赫路六号租了一所房子，尽管房子本身不够漂亮，不过房子外面有座令人惬意的花园。她高兴的是，艾莱娜立刻占住其中一小块地，要按自己的意思耕种。艾芙在保姆的看管下，在树丛和草地上到处寻找她最喜欢的乌龟，还在狭窄的步道上追赶黑猫和花狸猫。
这种安排让居里夫人付出了额外的疲劳代价：家和实验室之间乘火车需付出半个钟头时间。每天早上，人们都看见她步履匆匆赶往火车站，那模样仿佛要把耽误的时间赶出来，又像在不知疲倦地完成某种差事。这个身穿重丧服的女人从来都搭乘那列气味不佳的火车，总是坐在二等包厢里，不久便为同一条线路的旅客们所熟悉了。
她难得有空回西奥克斯吃午饭，便重新光顾拉丁区的糕点房。以前她独身一人时常常光顾那地方，如今又成了独身一人。不同的是，那时她还年轻，心里充满了无意识的希望。有时候，她中午就在实验室从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踱着步子，慢慢咀嚼一块面包或一只果子。
晚上，她往往很晚才坐返程火车回家。冬天，她回家后第一个念头就是检查门厅里的火炉，添煤捅火。她深信世界上就数自己最会烧火。她的确懂得生火的时候先塞上纸，放上细柴禾，然后再加煤或加木柴。这就像一门艺术，或者像是做化学实验。炉子里火焰呼呼响起时，她才觉得满意，然后在沙发上舒展一下身子，辛苦一天后，这才有机会喘一口气。
她非常坚强，不愿让人看出自己内心的悲伤，从来不当着人的面哭泣，更不接受别人的怜悯和抚慰。她从不对任何人诉说心中的绝望，也不向人述说夜里折磨她的梦魇。但是，她的亲人们都不无忧虑地注意到，她无神的目光往往死死盯住虚无的前方，两手不由自主地抽搐。她敏感的手指多次受过镭的烧灼，下意识地相互搓擦着。
有时候，她的身体突然不支。虽然不希望让女儿们看到，但是来不及把孩子们打发走就突然发作。记得在我童年时期，有一次母亲在西奥克斯家里的餐厅中突然晕倒，脸色苍白，一动不动。
一九〇七年，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齐娅说：
亲爱的卡齐娅：
我没能面见受你保护的凯先生。我常常犯病，那天他来访，我当时身体非常难受，而且第二天还要教课。我公公是位大夫，根本不让我见客人，他知道谈话会让我疲倦不堪。
至于其他情况，我该怎么对你说呢？我的生活已经一塌糊涂，永远不可能恢复正常。我看要永远这样了，我也不想尝试别的生活方式。我想尽量把孩子养育好，不过，就是孩子们也不能把我从生活中唤醒。两个孩子都好，性格可爱，长得也漂亮。我要尽最大努力让她们身体结实健康。想想小女儿的年龄，我才明白等两个女儿长大成人还得二十年时间。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那么久，我的生活太让人疲惫，再说悲伤对体力和健康都不利。
我在经济上并不困难。我挣的钱足够养育我的孩子，不过比起我丈夫在世的时候，自然要拮据多了。
在孤寂生活的最困难时期，有两个人帮助过玛丽。一位是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的小姨玛丽亚·卡米安斯卡。这位女子性格温柔可爱，应布罗妮娅的请求，答应在居里家担任家庭教师和管家。有她在家里，玛丽有一种贴近祖国的感觉，她多年客居她乡难得有这种感觉。后来卡米安斯卡小姐因身体欠佳不得不返回华沙，另一位波兰家庭教师代替她来照料艾莱娜和艾芙，不过这位小姐不及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
玛丽的另一位最可贵的同盟者就是居里大夫。皮埃尔去世对他不啻晴天霹雳。但是老人从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了某种勇气，而玛丽就缺乏这种能力。他蔑视无益的悔恨，对崇拜死者表示不屑。葬礼后，他从来没去过墓地。既然皮埃尔已经不复存在，他就不让一个鬼魂折磨自己。
他的坚韧平静对玛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公公迫使自己过正常生活，尽量有说有笑，她在公公面前便为自己沉湎于悲痛而感到惭愧，也努力表现出平静神情。
居里大夫跟她们一起过日子，让玛丽感到舒坦，让两个孩子觉得欢乐。要是没有这位蓝眼睛老人，孩子们的童年肯定会在悲哀和压抑中度过。他是她们的玩耍伙伴，也是她们的好老师，这是母亲无法比拟的。她们的母亲总是不在家，总是待在那个什么实验室里，实验室这个字眼都要把她们的耳朵磨出老茧了。艾芙当时还太年幼，没有与老人建立起真正亲密的感情，不过老人跟大孙女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友谊，这个女孩动作迟缓，不愿顺从，长相与他失去的儿子特别相像。
他向艾莱娜介绍自然史和植物学，将他对维可多·雨果的热爱传授给她，暑假期间给她写难度适中的信，其中既有教益又生动有趣，反映出他的幽默风格和高雅文体。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方式，还明确引导她走上脑力劳动的生活轨道。如今的艾莱娜·若里奥—居里在精神平衡、不畏苦难、热爱现实、反对教权、政治同情心等诸多方面皆得益于祖父的直接教导。
居里夫人也带着衷心的感激，以尽心照料回报这位无与伦比的好老人。一九〇九年，居里大夫因肺充血整整卧床一年。她利用所有空余时间陪伴照料这位生病的老人，安慰这个不愿服老又不肯卧床休养的病人。
老人在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去世了。西奥克斯的墓地寒风凛冽。玛丽要求掘墓人付出额外的劳动，要求他们把皮埃尔的棺木从坟窖里移出，将居里大夫的棺木摆在下面，皮埃尔的棺木放在上面，在旁边给自己将来留个位置。她死后不愿与丈夫分离。她久久望着那个空穴，脸上毫无惧色。
如今，养育艾莱娜和艾芙就靠她自己了。她对照料孩子和早期教育孩子有明确的看法，一连几位保姆，她们贯彻过她的思想：有的比较成功，有的比较差。
每天早上，孩子们首先做一个钟头的活动，既有脑力活动，也有体力活动。玛丽设法让孩子们对这种活动发生兴趣。她热情关注着孩子们萌发的天赋，在那本灰色封面的笔记本上记录下艾莱娜在数学方面的能力，也记下艾芙刚刚露出的音乐天赋。
每天的功课一做完，两个小姑娘就让人带着去露天下活动。不论天气如何，她们都要步行走很远的路，还要做体育活动。玛丽在西奥克斯家中花园里竖起个铁架，上面挂着吊环和爬绳。两个姑娘不但在家里锻炼身体，还上一所体育学校，她们热心体育，成绩斐然，在器械项目方面得过好几个头奖。
孩子们学园艺、搞雕塑、做饭缝纫样样干，双手和四肢得到持续的锻炼。玛丽不论身体多么疲惫，都要逼着自己陪孩子们骑自行车出游。到了夏天，她陪孩子们游泳，指导她们在游泳方面取得进步。
由于她不能长时间离开巴黎，艾莱娜和艾芙就在姨妈海拉·扎垒的保护下度过假期的大部分时间。她们在一两位表姐妹陪同下，常常出现在海峡岸边或大西洋沿岸人迹罕至的海滨。一九一一年，她们在母亲陪伴下头一次去波兰旅行。布罗妮娅在扎科巴纳的疗养院接待了她们。小姑娘们学骑马，也一连几天登山，晚上就在山民的小屋里过夜，玛丽身背口袋，脚踏钉靴，走在她们前面带路。
她并不鼓励孩子们做特技冒险，不过她想培养她们的胆量。在艾莱娜和艾芙的童年时期，根本不“害怕黑暗”，从来没有因为听到打雷吓得往枕头里钻，也不怕什么盗贼或瘟疫。玛丽年幼时有过这些畏惧心理，就要使孩子们避免这种恐惧。尽管她常常回忆起皮埃尔的惨死，可她并没有因此处处看管女儿们，防止她们出事。两个小姑娘很小就单独出门，当时她们大概才十一二岁。不久便能不要人陪伴单独旅行了。
她对孩子们的精神健康也同样关心，尽量让她们避免无谓的空想，不让她们产生悔恨情绪或神经过敏。她做了个决定，永远不对两个失去父亲的女儿谈起她们的父亲。这首先是她自己不忍心谈。在玛丽的余生中，一旦在谈话中提到“皮埃尔”或“皮埃尔·居里”或“你们的父亲”或“我丈夫”这几个字眼，总是设法用令人难以置信的策略绕开，避开这些记忆中的暗礁。她并不觉得在这个话题上对女儿们保持缄默是一种罪过，她宁肯剥夺她们和她本人的那种缅怀亲人的情绪，也不让大家沉浸在悲哀气氛中。
在家里，她既不为去世的那位科学家设灵位，也不为沦陷的波兰痛心疾首。她希望艾莱娜和艾芙学习波兰语，让她们了解并热爱她的祖国。不过她还是要她们做真正的法国人。啊，愿她们永远不必心系两个国家，也不要白白承受亡国奴的痛苦。
她没有让女儿们在教堂行洗礼，也不给她们任何宗教教育。她不能把自己不再信仰的教条强加给她们，尤其担心她们将来像她一样，体验到失去信仰的痛苦。她的态度中并没有反对教权的宗派主义。玛丽的立场极其开明，在许多场合曾对女儿们说，如果她们愿意信仰一种宗教，完全可以自由决定。
居里夫人感到满意。她的女儿们没有重蹈她的覆辙，不必遭受童年时期的忧患，少年时期的辛劳，青年时期的贫困。但她也不愿让她们享受奢侈生活。玛丽本来有机会为艾莱娜和艾芙弄到一大笔财产，然而她放弃了。她成了寡妇后，有权处理她和皮埃尔共同提纯的那一克镭，那毕竟是属于她的私人财产。但她没有听从居里大夫和几位亲戚的意见，决定按照自己与丈夫生前的愿望，将这种珍贵的物质赠送给她的实验室，这可是价值一百万金法郎的财富啊。
在她的观念中，贫穷固然会带来生活拮据，但过分富有则既没有必要又令人厌恶。她认为女儿们凭自己的能力谋生才有益，才合情合理。
玛丽仔细拟定的教育计划只缺少一个细节：教学礼仪。这个居丧之家仅仅接待亲近的朋友们，其中有佩林一家，有沙瓦纳一家等。到了星期天，安德烈·德比尔纳为两个小姑娘带来书籍和玩具，耐心地逗沉默寡言的艾莱娜玩耍，在一张张白纸上画出一群群动物，有各种大小的大象……但是，除了这些亲近体贴的朋友外，艾莱娜和艾芙什么人都不见。艾莱娜一见到陌生人就惊慌，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人们诱导她：“向夫人问好。”可她就是不肯开口。后来她一辈子都没有完全克服这种习惯。
对人微笑、和蔼待人、拜访客人、请人做客、说客套话、摆出客气姿态等等，这些内容艾莱娜和艾芙根本不懂。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姐妹俩明白了社会生活有其严格的要求，有其法则规范，然而，“向夫人问好”之类问候却是她们的缺憾。
艾莱娜到了入学年龄，得到了入学通知书，可玛丽却感到焦急，设法寻找一种不循常规的方法教育自己的女儿。
她自己是个全心全意的工作者，可她却为孩子们不得不在学校过度劳累感到不安，觉得把小孩子关在通风不良的教室里，长时间上课却没有什么效果，这种做法太野蛮。这么小的孩子本该无拘无束自由活动才对。她想让艾莱娜用很短的时间学习，并学到很好的知识。她该让孩子得到怎样的教育呢？
她思索着，也跟朋友们商讨。巴黎大学的许多教授也像她一样，家里有孩子。在她的促进下，一项具有独创性的合作教育计划诞生了，按照这个计划，许多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分担自己子女的教育任务。
一个让孩子们激动的新纪元开始了，上课的十个男女儿童乐不可支。他们每天只听一节课，教课的是一位特别选定的大师。第一天早上，他们在巴黎大学实验室由让·佩林讲授化学课。第二天，这支小部队转战到罗斯路的芳特纳，由保罗·兰格文教数学。佩林夫人、沙瓦纳夫人、莫顿教授分别教文学、历史、生活口语、自然科学、泥塑和图画。最后，玛丽·居里在星期四下午教孩子们最基础的物理知识，地点在物理学校一间不用的教室里，在这间屋子里从来没人谈论过物理学。
后来，她这些门徒有几位成了科学家。她讲的课引人入胜，她的态度慈祥亲切，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由于她的讲解，书本上那些枯燥抽象的现象变得生动有趣了：自行车滚珠蘸上墨水，在倾斜的平面上画出抛物线，证实物体下落定理。一个摆锤在烟熏过的纸上划出摆动的轨迹。这群小学生自己设计制作了一个带有刻度的温度表，结果与标准温度计一样准确，孩子们感到无比得意……
玛丽将自己对科学的热爱和对工作的喜好传授给孩子们。她还把自己长期积累的工作方法教给他们。她自己精通口算，便坚持要她的学生们练习口算。“你们一定要熟练掌握，直到从不出错为止，”她坚持说，“秘诀就是不要做得太快。”如果一个小学徒连接电池组的时候弄得乱七八糟，玛丽会气得脸色通红。“别对我说你过后会整理！做实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桌子上搞得一塌糊涂。”
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时也向这些有远大抱负的孩子们教授一些简单有益的常识。
一天，她问道：“你们说，要想让这个容器里的液体保持温度，该怎么办？”
班里有几位科学明星：弗朗西斯·佩林、让·兰格文、伊莎贝拉·沙瓦纳、艾莱娜·居里。大家立刻提出几种富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用羊毛料子将容器包裹起来，或者用巧妙而难以办到的手段将容器隔绝空气。
玛丽微笑道：
“要是让我做，我会首先给容器盖上盖子。”
说完这几句话，这个星期四的课结束了。门开了，一个女仆端来一大堆食物，有面包卷、巧克力、橘子。大家聚在一起吃茶点，解散后到了校园子里，大家还在边吃边讨论。
当时的报纸密切关注着居里夫人的一举一动，抓住这种上课方式，取笑科学家的子女闯入官办实验室的活动，并不考虑这些活动其实不但谨慎，而且受到仔细的监控。
一个无聊作者写道：“一帮连读写都不太熟练的娃娃，竟然得到允许，操纵设备、从事实验、制作仪器、尝试化学反应……虽然巴黎大学和居维埃路上的建筑物尚未发生爆炸，不过爆炸的隐患并未消除。”
这种合作授课就像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持续不久，两年后便告终了。孩子们的父母工作太忙，孩子们也要参加统一考试，必须埋头学习官方课程。玛丽为艾莱娜选择了一所私立学校，名叫塞维涅中学，该校上课时间比较少。艾莱娜在这所好学校中学毕业，后来艾芙也在这所学校念书。
玛丽保护女儿们个性的努力令人感动，不过，这些活动从童年便开始是否成功呢？可以说既成功，又不成功。“合作教学”让她的大女儿受到了一流的科学教育，这是任何其他学校不可能教授的，但是她得到的文学知识却不完善。至于精神方面的教育，要想改变人的天性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母亲的保护下，我看我们也没有变得更完美。不过，有几种品质却永远烙在了我们的性格中：热爱工作，不热衷于钱财，以及独立的本能。我姐姐热爱工作胜过我足足一千倍。不过，我们两姊妹在任何复杂环境下，都习惯于不靠别人帮助自己独立处理一切。
艾莱娜能控制自己的悲痛心情，可我就不行。尽管母亲努力帮助我，可我童年时期过得并不幸福。玛丽只有在一个方面做得完全成功：两个女儿身体健康灵活，热爱体育活动。在这方面，这位具有超人智慧的慷慨女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我努力了解玛丽·居里最初对我们的教育是受了什么原则的启发。我做出这种努力并非没有顾虑，因为我恐怕这会让人以为，她是个固执己见的教条主义者。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人想让我们变得坚强，可她自己却性格过于脆弱，似乎天生就是来受苦的。她想培养我们的含蓄矜持态度，然而，尽管她自己不愿承认，却显然希望我们拥抱她，对她甜言蜜语。她希望我们不要感情用事，可她自己稍稍受人慢待便会陷入悲哀。她从来不因为我们胡闹而以“不准感情用事”的尺度惩罚我们。传统上对儿童的惩罚我们在家里都没有体验过，既没有挨过戒尺，没有“在屋角罚站”，也没有剥夺吃点心的权利。我们也不会哭喊吵闹，无论喜怒哀乐，母亲不允许任何人提高嗓门。一天，由于艾莱娜鲁莽，玛丽想要“给她个教训”，决定两天不跟她说话。这两天对她和艾莱娜都痛苦难熬，但是，两个人中间受惩罚最重的倒成了玛丽，她心烦意乱，在那所悲哀的房子里到处徘徊，模样十分悲惨，比女儿感受的痛苦更重。
我们就像众多其他儿童一样，恐怕只会考虑自己的事，并不顾忌别人的细致感情。不过我们倒能体会到母亲的魅力和不愿外露的温情娴雅。玛丽从来不遗弃我们写给她的信件，她用捆糖果的丝带把我们小时候写的一封封傻信都捆起来。在这些墨迹斑驳的信中，第一行对她的称呼是：“亲爱的妈”、“我温柔亲爱的”、“我甜蜜的人儿”，用得最多的是：“温柔的妈”。
“温柔的妈”实在太温柔了，说话的时候几乎让人听不见。她对我们说话仿佛也带着羞怯，她不愿人们怕她，也不愿人们尊敬她或者崇拜她……温柔的妈多年来根本不愿让我们知道，她是个与众不同的母亲，是个让日常工作负担压得直不起腰的教授，是个杰出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