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文学四 先秦散文
4.1 历史散文
中国历史散文的成熟与发展源于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发达，在周代的文化教育体系之中，历史占着相当大的比重。从《尚书》《春秋》到《左传》《国语》，再到《战国策》，历史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在逐渐加强，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优良传统。
《尚书》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春秋战国时只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的风格，古奥艰涩，但它们保留了较古时代的记言之文，也有一些对历史事件的描写，对于探索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有着独特的意义。如《金縢》篇，全文调动了周公、成王和史官三种叙事视角，通过对三种叙事视角的限制和调整，造成全篇情节上的矛盾与悬念，具有强烈的小说审美效果。
周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生了重病，身体不安。太公、召公说：“我们为王恭敬地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先王祷告吗？”周公就把自身作为抵押，清除一块土地，在上面筑起三座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着玉，拿着圭，就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史官就写了策书，祝告说：“你们的长孙姬发，遇到险恶的病。假若你们三位先王这时在天上有助祭的职责，就用我姬旦代替他的身子吧！我柔顺巧能，多材多艺，能奉事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如我多材多艺，不能奉事鬼神。而且他在天帝那里接受了任命，普遍取得了四方，因此能够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天下的老百姓也无不敬畏他。唉！不要丧失上帝降给的宝贵使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你们允许我，我就拿着璧和圭归向你们，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不允许我，我就收藏璧和圭，不敢再请了。”
于是卜问三龟，都重复出现吉兆。打开藏书的锁钥查书，竟然都是吉利。周公说：“根据兆形，王会没有危险。我向三位先王祷告，只图国运长远；现在期待的，是先王能够俯念我的诚心。”周公回去，把册书放进金属束着的匣子中。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
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就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会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石公说：“我不摄政，我将无辞告我先王。”周公留在东方两年，罪人就捕获了。后来，周公写了一首诗送给成王，叫它为《鸱鸮》。结果，成王只是不敢责备周公。
秋天，百谷成熟，还没有收获，天空出现雷电与大风。庄稼都倒伏了，大树都被拔起，国人非常恐慌。周成王和大夫们都戴上礼帽，打开金属束着的匣子，于是得到了周公以自身为质、请代武王的祝辞。太公、召公和成王就询问众史官以及许多办事官员。他们回答说：“确实的。唉！周公告诫我们不能说出来。”
成王拿着册书哭泣，说：“不要敬卜了！过去，周公勤劳王室，我这年轻人来不及了解。现在上天动怒来表彰周公的功德，我小子要亲自去迎接，我们国家的礼制也应该这样。”成王走出郊外，天就下着雨，风向也反转了，倒伏的庄稼又全部伸起来。太公、召公命令国人。凡大树所压的庄稼，要全部扶起来，又培好根，这一年的年成却是个大丰收。
【说明】金藤是当时周王朝的金柜子，内有感应上天和人间的占卜龟甲文字。
《春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极其简括地记载了周王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事件，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他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左传》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认为该书最终成稿于战国初年，作者已无法考证。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和《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的叙事艺术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并通过文末的“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左传》的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比如僖公二十三、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国的经过。对故事主人公重耳的描写，尤为精彩。重耳从一个不谙世事、贪图享乐的贵公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有胆识、机智过人、气度恢宏的英雄，《左传》生动地描绘出这一变化的过程，让人觉得真切可信。
第二是善于写战争，尤其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得精彩纷呈。在具体战斗的叙述之中，《左传》也能尽现战事的激烈场景，并能抓住一些细节写活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例如鞌之战(成公二年)一段：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卻克伤于矢，血流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郑丘)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使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
第三是行人辞令之美。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言论常能写得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文采斐然。
第四是叙述的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晋师溃败，军队争夺渡船，《左传》只用以下数句描摹：“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寥寥数语，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国语》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全书以记载言论为主，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这部书不是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
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代人认为《国语》也是左丘明所写，对此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记载的言论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这些言论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国语》虽记言多于记事，但在记言的同时常有一些故事穿插其中。总体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叙述，不如《左传》完整具体，对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这些地方都反映了《国语》叙事的成就。
《战国策》
《战国策》共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的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反映的思想观念
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经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人生目标只是用自己的才智去换取功名利禄，并没有太坚定的政治信念。
苏秦开始时用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用合纵的理论劝赵王联合六国。在他失意的时候，他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富贵之后，全家人对他又无比恭敬。于是苏秦感叹：“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对这种人生态度，显然是非常赞赏的。
士形象的塑造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人物，尤其是“士”的形象，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如苏秦、张仪、聂政、荆轲、鲁仲连、颜斶等，都写出了鲜明的个性。《战国策》对人物的描写，有时会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的创作。如写邹忌看见徐公时“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不仅虚拟了部分故事情节，而且对心理作了猜测性的描述。
对戏剧化传奇化的追求
《战国策》还常常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如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中，樊于期自刎、易水送别、秦廷行刺等情节，突兀激烈，慷慨悲壮，在剧烈的矛盾之中展现出人物的性格。如易水送别一段：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文字传神状貌，栩栩如生。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荆轲的部分几乎全抄《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策士纵横之词
第一富于文采。战国策士为了说服君主，往往夸大其词，在语言风格上讲求铺张扬厉，气势纵横。《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历史典故，以一连串的事实，极言尊秦之害。
第二，《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再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是说者随口编撰，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战国策》文章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瞻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学习《战国策》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