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传文学
3.1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虞夏、周朝时，司马氏曾长期担任史官。至西汉，其父司马谈又做了国家的太史。司马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指》，评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的学术，论其优劣，尤为推崇道家。作为史官，司马谈有写作历史的强烈愿望，最终未能如愿，而去世。
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司马迁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家族浓厚的文化气氛，使他从小就得到优良的文化熏陶。“年十岁则诵古文”，习《左传》、《国语》等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质和坚定的著史志向。出仕后，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做太史令后，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得以遍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献史料。“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家族荣誉，也令司马迁感到自豪。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去世之前把修史的重担放在了司马迁的身上，由深厚的家族荣誉感激发出来的强烈著史愿望，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价值的有力支柱。后来他虽遭受腐刑，却能忍受羞辱与痛苦生活下去，著史是一个主要的精神力量。
大约在55岁那年，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之前的史学著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它们记载的人物，多是在政治、军事、外交或者名望上显赫的人物，《史记》则除了帝王将相、皇亲国戚、大臣贵族、官吏佞幸之外，也把学者、医生、农民、商人、隐士、刺客，甚至倡优、卜者、方士、星相等各类人物，都写入正史传记，极大地丰富了历史表现的范围。
在写人叙事的艺术上，《史记》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善于剪裁安排。《史记》写人善于运用“互见法”，即在本人的传记中只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而其他的经历和性格特点放到别的传记里去描述。如《高祖本纪》重点描绘出刘邦的知人善任和雄才大略，其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萧相国世家》写出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险残忍。
二是善于运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发出了自己关于人生的感慨，项羽说的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一件小事，写出了项羽的率直鲁莽和刘邦的老谋深算。
三是善于通过场景塑造人物，让人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开始，项羽剑拔弩张，气势夺人，而刘邦战战兢兢，卑言恭行，加上项伯的调和，终于取得了项羽的信任。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范增屡次暗示，让项羽杀掉刘邦，令刘邦一方心惊胆战。范增又叫项庄舞剑助酒，伺机杀死刘邦。形势急迫，张良赶快去叫樊哙进来，使千钧一发的局势得以缓解。最终使刘邦借机逃脱。在这场力量与智慧的较量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机智，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四是善用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如《项羽本纪》写霸王悲歌别姬，《陈涉世家》写陈涉辍耕慨叹，《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等等，都十分传神地揭示出人物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